苏哈托上台印尼排华30万华人被杀

核心提示：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推翻， 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大屠杀，至少有30万华人在这次血腥的排华行动中死亡。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据古籍文献的记载以及出土文物的考察，华人移居印尼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也就是说，远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华人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分布在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出售从中国运来的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等货物，收购当地出产的香料、药材、珠宝等土特产，并将中国先进的种植、养蚕、酿酒、制糖、制绢、冶练、铸造等生产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传到了印尼，为印度尼西亚生产力的原始开拓、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岁月里，华人在印度尼西亚与当地各民族同甘共苦、和睦相处、息息相关、生死与共，从移民走向定居，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据统计，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约有三分之二属于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其中有43%以上的华人家庭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三代以上，有些古老的华人家庭在印度尼西亚繁衍定居历史更达数百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裔占该国华人总人口的比例达到80%，绝大多数华人家庭都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至少三代。如今，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世界上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度之一，目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的总人口约为800万，占全印尼人口总数的3.5%左右。其中，95%以上已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华人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国民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是有史可鉴，有目共睹，并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公认和肯定的。但是，印度尼西亚却是世界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排华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度之一。据文献记载，从1740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红溪惨案”开始，印度尼西亚曾发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迫害华侨华人的惨剧。如1945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同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印度尼西亚仍经常发生许多较大规模的反华、排华动乱，如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1965年至1967年全印尼性的排华浪潮、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尼各地上演。1998年5月，本是一场反对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的政治运动也演变成为一场震骇世人的排华暴乱。据不完全统计，暴乱期间，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同时发生在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暴乱所造成的华人生命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1999年，棉兰华人的数十艘渔船和数十辆卡车被焚毁，5000多吨货物被抢劫；万隆的一家华人纺织厂被焚烧。2000年5月骚乱二周年之际，数以千计的暴徒集结雅加达，对华人商店进行了攻击和抢劫。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命运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关注。
一
历史上，排华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殖民主义者。
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是和平移民。他们或出于通商贸易、或出于躲避灾荒战乱、或出于被拐骗劫掠、或出于追求新生活而离乡背井来到印度尼西亚，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披荆斩棘，流汗洒血，进行开发和建设。可以说，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原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各族人民之间是一种同劳动，共患难，互通有无，友好合作的关系，相互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而且，正如印尼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所指出的，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许多中国商人、工人、手工业者”“不仅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人民日报》1955年6月3日)因而在印度尼西亚岛屿城乡间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并享有相应的威望。公元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度尼西亚时，也曾清醒地意识到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无数岛屿的开发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任荷兰驻巴达维亚首任总督的彼德逊·昆曾在其给上司的信中写道：华人是“辛勤劳动，没有武装，不用害怕的人”，“这个‘新兴共和国’里无论什么民族都可以容纳，但华侨人口必须永远占绝对多数，这个国家才能生存。”(《彼德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卷二，702页)为此，他曾对万丹实施封锁，迫使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两千多名华侨迁至巴城。彼德逊·昆声称为了在殖民地“攫取更多的利益”，“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他在1623年离职时劝戒其继任者“利用此时印度洋的季节风，派遣舰队到中国沿海去，尽可能把男女幼童掳掠回来。这是最要紧的事。”(Mac Nair：Chinese Abrood,p.52)为此，荷兰殖民者曾以武力侵占我国的领土澎湖列岛和台湾，进而到厦门、海澄等沿海地区大肆掳掠中国人，辗转运到巴达维亚当作奴隶出售。同时，荷兰殖民者不惜派船舰封锁马尼拉、澳门以及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诱使甚至劫持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殖民当局训令其官员“优厚接待”“经商的华侨，并大量发给华侨自由入境证，欢迎他们来巴城。”凡来自中国的商船，只要每艘交纳550里亚尔后，“不论其只数多寡，船舶大小，货载贵贱”，一律不加“盘查干扰”。(『荷』鲍乐史：《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中国商船除带来丝绸、纺织品、茶叶、瓷器、铁器等印度尼西亚人民生活必需品外，还带来许多因生活窘迫而不得不移居印尼谋生的华人“新客”。据外国史籍记载，至1739年，居住在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人口已达14962人。当时整个印度尼西亚包括巴达维亚在内仍是野兽横行的荒凉未垦的处女地，“华侨担任的工作是酿酒、割草、伐树、挑水、烧窑、制砖、打铁、制造木具、种植蔬菜和培植牡蛎等”。(『荷』费缪伦：《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和1740年动乱》第8页)“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做生意的人，然而他们的手工艺比任何一位(东)印度人都更高明；他们大部分从事于打鱼和耕作，尤其是种稻、种蔗和种玉米；有些人虽然仍以打鱼为业，但主要还在于做买卖。”(约翰.纽霍夫：《东印度的非凡航行和旅行》)也就是说，华侨活动的经济领域囊括了农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开发建设的各个方面。故而有人赞道：“巴城如果没有华侨，几乎不能存在。”(弗列格：《东印度群岛史》)因此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华侨，而要使东印度获得辉煌的成就，提供丰富的物资，创造幸福的生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城寄荷文牍案卷》1744年第二卷)
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政策，不仅是出于劳动力的需要，而且也出于掠夺财富的需要。当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人口的增长以及华侨在印度尼西亚经济活动的发展危及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垄断地位和利益时，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政策就转化为限制、排挤和打击。1606年，荷兰当局宣布：“除荷兰东印度公司外，禁止其他(商旅)私自与印度尼西亚东部贸易。”(《荷印布告汇编》卷一)之后，又陆续颁布禁令，禁止中国商船到除巴达维亚外的印尼各岛屿及港口贸易。从1620年12月开始，荷兰殖民当局对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尤其是华侨蔗农实施各种项目繁多的横征暴敛，并强迫华商将运来的商品和收购到的土特产按照他们规定的低贱价格卖给东印度公司。1619年，荷兰殖民当局在印度尼西亚实行华侨甲必丹制度，加强对华侨的控制和管理，华侨必须在自己头领的管理下集体居住在指定的地方，以便“分而治之”。之后，荷兰当局还实行通行证制度和居留区制度，对华侨人口的迁移、流动、居住进行限制。1690年，印尼荷兰殖民当局颁布公告，规定船只运载华人新客入境的限额，超过限额者则要被罚款、服苦役和遣返。(《荷印布告汇编》卷三)1717年范·斯窝尔(Van Swoll )就任总督后还曾一度下令停止对华贸易，禁止华人新客入境。进入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亚因失业陷入贫困的华侨日益增多，荷兰当局害怕这些无业的华人会危害他们的殖民统治，即将其拘捕流放到锡兰、班达、好望角等殖民地充当种植园的苦力。这些无辜的华人往往在途中就被杀害或抛弃海中。一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华侨纷纷逃往城外，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支近五千人的抗荷队伍，以图自救。1740年10月9日，荷兰殖民者借口华侨要进攻巴达维亚，下令荷军在巴城内挨门逐户拘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一时“悲号之声，耳不忍闻”。(许云樵、《开吧历代史记》)在殖民者的纵恿、悬赏下，荷兰雇佣兵和当地歹徒放火焚毁了华人街，并对城内华侨进行疯狂的大洗劫。据史料记载，从10月9日至12日，城内华侨被屠杀者近万人，连关在监狱和卧病住在医院的华侨亦惨遭屠刀。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参见《红溪惨案本末》)由于这场针对华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发生在巴城内红溪河畔华人区，因此被后代史家称为“红溪惨案”。
红溪惨案震惊了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欧洲。荷兰本国和巴达维亚殖民当局都害怕清政府会因此采取报复措施，曾派出专使乘专船携带“说帖”前往北京活动。此时中国正当所谓的“乾隆盛世”，但清朝统治者竟认为“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并没有对荷方使者严词谴责，也没有向杀人凶手兴师问罪，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华侨进行保护，致使这场针对中国侨民的血腥大屠杀最后不了了之。然而红溪惨案发生后，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人几被屠杀殆尽，该城的经济也因此承受到沉重的恶果。粮食不足，砂糖奇缺，商业萧条，税收锐减，物价上涨，日用工业品和铁匠、木匠、泥水匠、裁缝等手工艺人均告缺乏，不但严重地影响巴达维亚市民的生活，也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荷兰政府出于殖民统治利益的需要及对华人的依赖，排华反华的政策不得不暂时有所缓和收敛，但其对华侨歧视、限制、排挤、压迫、打击、掠夺的态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十九世纪初，巴达维亚议会给荷兰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虽然中国人作为最勤劳的移民应该是最有用的，但是，恰恰相反，他们已经成为非常危险的人。”(『英』莱佛士：《爪哇史》卷一，250页)因此，一方面，荷兰殖民政府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引诱、拐骗甚至掳掠大量的契约华工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邦加、勿里洞、日里等地的种植园和矿场充当苦力，利用华人对殖民地进行原始开发，榨取他们的劳动。另一方面，却依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诸方面对华人实行限制、排挤和打击。在种植园和矿场工作的契约华工被强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得组织工会，不许集会结社。1880年，荷兰殖民当局以“第133号政府公告”的形式颁布了《苦力条例》(Koeli Ordonnantie Von 1880 Juli 13)，其中第八条规定：“劳工私逃或拒绝工作，处以最多三个月的无偿劳役，如果重犯，除监禁外，还处以三至十二个月的强迫劳役。”(『荷』莫德曼：《日里种植园主联合会纪念册》第30页)据荷印官方统计资料，自1929年至1932年，邦加锡矿的契约华工中，受到《苦力条例》刑罚的各年百分比分别为73%、72%、56%和56%。(卡德：《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第207页)契约华工受到残酷虐待，动辄被殴，没有丝毫的人身安全保障。1919年8月6日，民国政府侨工事务局曾在槟港荣和矿区查询一位年仅二十余岁的矿工陈广。该矿工“形容愁惨”，“询之，初不肯言，再三慰问，始言到此三月，无日不在藤鞭木棍之下；示其背，伤痕血迹，几无完肤。”(中华民国国务院侨工事务局《南洋和属网甲岛华工情形调查书》，1920年，第6页)华工被暴力鞭打致死者，更是不计其数。对于经商的华侨，则课以各种苛捐杂税。“各种税率之中，中国人要特别加重。如西人一张书台每年只课三元的家私税，中国人非倍至六元不可；西人一间很舒服的洋房子，每年课十元至十五元的屋顶税便了，中国人一间老旧的残屋，非课五十元至一百元不可。”(梁绍文：《南洋旅行漫记》，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184-185 页)而且“华人开设商店，经营业务，不必有违犯法律之证据，驻在官得任意命令拆毁或停止之。”(羲皇正胤：《南洋华侨史略》第6页)华侨的居住通行及侨商的经济活动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华人居留地以十里为范围，不得出其圈限外，或与荷人及土人同居处，......华人欲之何处，必须请给旅券，至其目的地，限二十四小时内报告地正，否则有罪。”(同上)“华人来往本岛贸易，必领路票，使费之外，仍缴印花银若干；到一处又须挂号，再缴银若干。如一日到三五处，则到处亦须三五次。挂漏查出则重罚。”(《清史稿.邦交志七》，上册，620页)1804年，荷印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华侨“只能以二盘商或三盘商的身份”从事贸易活动，将华商限制为当地欧洲大商人与印尼人之间的中介商。(《荷印布告汇编》卷14，第7页)1808年，荷印政府颁布《禁止中国人在农村租赁或拥有土地和对农作物付给贷款的条例》，禁止华侨拥有土地，迫使许多原来务农的贫苦华侨弃农转商，从事小商贩或家庭手工业等个体劳动。(同上，卷15，第4 9页)荷印当局还规定华侨不能到荷兰人的游泳池游泳，不能进荷兰人的娱乐场所，甚至不能穿西装。在法庭上，受审的华侨只能蹲着，不准坐下或站立，而且没有上诉的权利。荷兰人办的学校，只是在有余额的情况下才允许华侨子女入学，而且还必须通晓荷语，交纳昂贵的学费，个别能到荷兰人的学校就读的华侨子女，也备受欺负侮辱。为了限制华侨自己创办的华侨教育事业发展，荷印殖民政府则1932年制定公布了《取缔私立学校条例》，对华侨学校的创办、管理、经费、教学内容、教员资格、居留等等都规定了严厉苛刻的条件。(见荷属东印度政府公告第494号)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9月至1930年10月，被荷印殖民当局以“入境时查出新时代教科书”，“教授含有政治意味书籍”，“学生作文有抵触法律”等藉口而停教职并递解出境的华侨教员达33人。(钱鹤：《南洋华侨学校的调查与统计》)1935年4月，荷印当局对曾向中国政府侨务委员会立案的华侨学校发出通令，声称“中国政府为各华校注册之根据，适与‘学校中无政治’之原则相背驰”，因此决定“停止经中国政府立案各华校教员教职，逐出荷印领土。”(《新亚细亚》第20卷第5 期)1935年5月，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披露，遭荷印政府明令禁止的华文书籍达十二类六百余种之多。(同上)荷印殖民当局所有这些带歧视性和侮辱性的排华反华措施，使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华侨深受排挤和迫害，从而也大大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印度尼西亚各华埠的华侨社会在外力的挤压下走向团结共济的同时，也陷入了自我封闭的圈子，自我孤立于当地社会之外，与当地民族形成了隔阂。从而被殖民主义者蓄意利用，造成当地人对华侨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误解与偏见，扩大了二者之间政治、经济、思想的矛盾，阻止了华人与当地民族的认同，进而为日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排华反华浪潮的兴起埋下了祸根。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尼西亚被日本侵占。二战后，印度尼西亚走向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然而，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反华浪潮不但没有因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解放而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甚至演化成一系列流血的大规模的暴力活动。
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反华势力由来已久。早在1911年，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同盟”成立伊始，就公开宣布要改善原住民商人的地位，反对华商。日本侵略印尼时，蓄意挑拔原住民与华侨之间的种族仇恨，放纵印尼人大肆抢劫与杀害华侨，使两族之间关系更加恶化，敌意更深。1945年到1950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印尼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家视华侨经济力量为“殖民时代的残余”，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以激进立法的形式，从各方面对华侨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政府出台的限制、排斥华侨经济的法案达30个左右，对华商经营的国内贸易、进口企业、汽车商行、碾米业、木材业等加以限制和监督，并禁止华侨在乡村从事零售业。特别是苏加诺政府于1959年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明令从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县级以下地区经商。这道法令被印尼某些地区的军事掌权者发展为不准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居住，结果造成印度尼西亚50多万华侨失去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爆发的“九·三O”事件中，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印尼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戮(编者注：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推翻，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大屠杀，至少有30万华人在这次血腥的排华行动中死亡。)。苏哈托政府上台后，便下令以“支那”一词来取代“中华”，把印尼居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将华人归为非原住民，并在其身份证上注上特殊记号，赤裸裸地将对华人的歧视公开化、合法化。从1966年起，苏哈托政府颁布了数十项排华反华的法令法规，主要有：关于解决华人问题基本政策的内阁主席团1967年第37号政令，关于华人问题的内阁主席团1967年第6号通告，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1967年第14号总统令，关于成立华人事务参谋处的1967年第15号总统令，关于华人问题统筹委员会的国家情报局长1978年第31号决定书，关于禁止华人印刷品进口、发行及买卖的商业部长1978年第286号决定书，有关向商贩发放贷款的印度尼西亚银行总裁1973年第6号通知，关于整顿华人庙宇的内政部长1985年第455-2-360号政令，关于禁止印刷与发行华人书刊及广告的新闻部长1988年第2号政令等。(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12月7日)这些法令法规的实质，是剥夺华人作为印尼公民应享有的政治文化权利，强迫华人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苏哈托政府的内政部、司法部甚至多次颁发专令，要求印尼华人改名换姓，彻底放弃自己的中文名字，改用印尼化的姓名。华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举行庆祝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各种节日活动，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各项祭祀仪式和活动只能在家庭或个人的范围内进行。苏哈托政府特别压制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孔教，要求华人皈依伊斯兰教或得到印尼官方承认的佛教，不许华人以孔教名义进行结婚登记。1966年5月，印尼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尼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从1967年起，印尼政府基本上不再批准新的华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许华侨华裔回中国大陆探亲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苏哈托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对华人资本在企业中的股份比例及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禁止华人企业使用中文招牌。1987年12月，雅加达市政府命令企业的华人与华人客商都必须使用印尼语会话。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华人被排除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职业领域以外，不能进入政府部门、军队以及国立学校工作，只能在经济领域从事工商业，或在体育界求发展。但即使是为印度尼西亚赢得世界荣誉的华裔体育明星，也常常受到印尼政府机关的歧视和种种有意刁难。
印尼当局所实行的这些排华政策，属于一种以血统和文化为基点的狭隘民族主义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政策。由于这种排华政策已上升为政府行为并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得到实施，所以给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造成的伤害就特别严重。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对华人的歧视和迫害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且经久不息，一直没有停止过。针对华人的骚乱和暴乱，几乎成了印尼社会一个反复发作的病症。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作为一个曾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拓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和保护，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公民权、生存权乃至基本人权受到任意践踏，没有任何保障。印尼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印尼华人便首当其冲，成为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牺牲品，成为印度尼西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发泄不满情绪的替罪羊。可以说，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命运史上，充满着血泪斑斑的苦难。
三
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1998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华骚乱，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苦难推向深渊。尽管印尼军警要员在血腥的事实面前矢口抵赖，尽管受害的华人在威胁恐吓之下忍辱沉默，但印度尼西亚华人悲惨的遭遇终于被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与强大压力之下，接替苏哈托担任印尼总统的哈比比不得不亲自到雅加达华人聚居区视察民情，正式表态“代表印尼政府和全国人民”谴责五月骚乱期间一些地区伤害华人及强暴妇女事件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承诺严加调查，将暴徒和凶手绳之以法，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哈比比政府表示对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印尼人一视同仁，下令停止在华人身份证上加盖特别注明字样，取消对华人的特别行政管制和一些歧视性法规。1999年10月瓦希德总统组成新政府后，印尼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先后担任总统的的瓦希德和梅加瓦蒂都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华人境遇的措施。如参加联合国废除种族歧视的公约，取消歧视华人的措施，立法保护华人，允许华人享有同其他国民一样的信仰、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允许华人发展本族文化，使用华文华语，恢复华刊、华教和华校，将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主流，将汉语与英语、日语同列为第二语言，指定大学开设高级汉语班，国家的行政、司法、检察、教育等机构全部职位向华人开放，承认孔教为合法宗教，准许华人自由举办宗教信仰或民俗活动等。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以及印尼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还多次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华人举办的春节庆典和元霄节联欢大会。
抚今追昔，痛定思痛。反思历史，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的命运为何如此多灾多难？印度尼西亚历史上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发生排华反华浪潮呢？
第一、殖民主义势力是造成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罪魁祸首和历史原因。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一直是友好邻邦，两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渊源流长。华人因通商贸易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原因移居印尼群岛，带去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受到印度尼西亚历代政权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普遍欢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和发展当地经济，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进步的主流。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印度尼西亚各岛从未发生过排华反华的事件。十七世纪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度尼西亚后，印度尼西亚曾先后沦为荷兰、法国、英国、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期，各国殖民当局为了维护其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和殖民利益，不但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华侨进行利用、限制、排挤、掠夺乃至屠戮，而且对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阻止华人与印尼当地民族的认同，处心积虑地破坏二者之间原本和睦融洽的关系，在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偏见和敌意，煽动种族仇恨，在印尼当地人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排华反华的潜意识。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印尼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实行的排华反华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沿袭了原殖民主义者的一些排华反华的思想与做法。
第二、极端民族主义是形成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思想根源。印度尼西亚“建国五项原则”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便是民族主义。印度尼西亚的民族领袖曾把民族主义作为团结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的旗帜。但是，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便会形成盲目的排外倾向，将华人经济当作外国资本对印尼经济的控制，将作为移民和移民后裔的华人当作排斥和打击的对象，从而制定和实施一些极端的排华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华人实行全面的限制，以保护原住民狭隘的民族特权和利益。从二战结束延续到七十年代的东西方的冷战对峙，更对印度尼西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度尼西亚一些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将华人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中国共产党颠覆当地政权的力量”，加以暴力迫害和大规模的驱逐。尤其是当政府的各项政策遭遇失败，印尼社会问题成堆，陷入政治经济危机，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积聚到极点时，印度尼西亚一些别有用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就会将华人当作替罪羊，煽动民族矛盾，将造成印度尼西亚当地人生活贫困和苦难的原因归咎于华人，把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转移到华人身上，掀起大规模的排华反华浪潮，将政治经济问题转化为种族暴乱和骚乱，以转移视线，转嫁危机。认真剖析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排华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次排华事件背后都有印度尼西亚当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在兴风作浪，暴力骚乱往往爆发于群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激动至登峰造极之时。
第三、经济收入的差异是诱发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尼西亚，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大部分印度尼西亚人民并没有在国家独立后摆脱贫困的状态，反而生活日益窘迫，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的贫民阶层，成为印尼社会动乱的潜在威胁。与当地民族一样，印度尼西亚华人中的大多数也属于劳动人民，也处于印尼社会的中下层。但华人以其特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加上历史的、职业的和其他种种因素，在工商业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形成一个华人工商业群体，在经济生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人口比例看，华人中产阶级的确要多一些。从总体看，华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明显地高于当地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一部分华人大企业家与印尼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利用这种密切关系官商合作、利益分享从而成为暴发户，生活奢侈，非常惹人注目。因此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普遍存在这么一种印象，即华人富有，华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与财富，剥削当地民族，当地人的贫穷是由于华人的剥削造成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未能从华人经济中分享到好处的利益集团也耿耿于怀，加上政治家和宣传工具的大肆鼓噪与夸张宣扬，当政局稍有动荡时，贫苦的人民群众对贫富不均的不满与愤怒便会象火山一样喷发，与他们经济收入有差别的华人便会首先受到冲击。著名华人史学家王赓武先生就认为：“华人和本地人民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是今天双方关系遭到阻挠和隐藏着冲突的主要根源。”(《王赓武教授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205页)他甚至断言，如果经济上的差距得不到缩小，华人就永远无法真正与当地民族建立和睦相处的融洽关系。
第四、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也都是排华反华浪潮形成的因素之一。印度尼西亚华人与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印度尼西亚独立前后，随着印尼当地民族民族主义的发展，华人的民族主义也迅速高涨，结果形成印尼各华埠华校林立，华人社团纷涌，学习汉语普通的热潮风靡家家户户。华人民族主义膨胀到顶峰时便与急速兴起的当地人的民族主义冲突，使当地政权产生猜忌、恐惧与疑虑，因而利用国家力量对华人的民族主义采取限制压抑和强迫同化的措施，以利当地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很令遍布海外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豪，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优越感，以及对移居地民族文化风俗的轻视心理，从而招致当地民族的反感与敌意。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华校、华报、华人社团相继遭到封闭，中文汉语相继被禁，华侨华人的风俗活动受到限制，被迫学习自己曾经藐视的当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固然首先应是印尼政府种族歧视政策错误的责任，但也不能说与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一度普遍存在的那种民族优越感的过分张扬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流露对当地人的刺激不无一点关系。此外，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十分纷繁复杂，各种宗教，包括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在全世界流行的宗教，如大乘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印尼华人中拥有为数众多的信徒。同时，印尼华人还崇尚祖先崇拜，古今中外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和传说中的人物也都成为他们崇拜和尊奉的对象，如孔子、关羽、郑和、财神、钟魁等。此外，来自不同地区、通行不同方言、从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姓氏的华人群体又各自信奉特殊的神灵，如客家人信奉大伯公，闽南人信奉妈祖，海南人信奉天后娘娘，木匠尊奉鲁班祖师等。印度尼西亚虽然也是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度，然自十九世纪末，伊斯兰教逐渐在印尼社会中占取了绝对的优势。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由于得到印尼政府的扶持和鼓励，伊斯兰教在印尼社会中的影响更是急遽扩张，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伊斯兰教是一个排他性较强的宗教，其教义的核心是只能信仰安拉，“除安拉外，别无神灵。”越是虔诚保守的穆斯林，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容忍越是有限，自然也无法与华人所信奉的众多神灵相安无事。故而宗教分歧冲突也常成为诱使印尼社会中排华骚乱爆发的一个极为敏感的潜在因素。
第五、参政维权意识薄弱也是印尼华人容易受到伤害的原因之一。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大多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国的动机是谋生，追求的目标是赚钱，最高理想是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由于文化语言的差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华侨都没有认同当地社会，而是以家族、宗族、地域、行业为纽带，自成体系，组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当地社会的华人社会，并不关心当地政治，更谈不上参与当地政治。同时，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殖民政权和当地民族政权对华侨华人采取排斥的政策，不许华人参政，华人也一直处于印尼社会的权力圈外，无法参与当地政治。由于缺乏华人政党组织，政治权力机构中没有华人代表，印度尼西亚华人在政治上如同一盘散沙，丧失了发言权，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维护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在反华排华法案提出时无人挺身而出，捍卫华人平等的民族地位，华人的经济利益也得不到完全保障。尤其是政局发生变化或社会发生动荡时，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华人更容易成为统治集团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暴徒们任意欺凌和强暴的对象。
第六、中国政府护侨政策措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移居海外的所有炎黄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心声，就是希望中国强盛。因为他们相信祖国的强弱与自己在移居地的安危和地位息息相关。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各岛政权敬仰中国是文明之邦，对给他们带去先进文化技术和生活商品的华侨华人一直是礼遇有加，友好相待。然而自明清以降，中国封建专制政权将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视为“背弃祖宗庐墓”、“自弃化外”的“莠民”，对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持敌视态度。华侨华人沦为海外孤儿，得不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任人杀戮而无人过问。晚清民国时中国政府虽制定了一系列护侨政策，但由于我国国势衰弱，对保护华侨华人实际上并无大作为，遭人轻视，印尼排华势力凌辱华人无所顾忌，故而猖獗。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印尼与中国之间有相当长时期内断绝了外交关系，印尼政府禁止印尼华人与中国来往联系，中国政府无法真正做到保护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有段时间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和严重破坏，出现了一些失误，尤其是印尼动乱和骚乱发生时中国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华侨华人生命财产安全，也是造成近数十年来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肆无忌惮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四
印度尼西亚是个屡屡掀起排华浪潮的国家，各种全国性、局部性的大大小小的排华反华事件不时发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比如苏哈托执政的年代，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歧视、排斥、打击甚至是公开的、合法的、赤裸裸的。有人据此认为印度尼西亚“具有排华传统”，断言“印度尼西亚人和华人本来就不能永远团结在一起。”(曹云华：《东南亚华人青年如何看待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东南亚研究》1994年第4 期)前印尼总统苏哈托的一位顾问曾说道：“华人与印尼人之间的不满情绪已深埋在人们的意识里，一点小事都可以引发冲突，这是印尼社会最大的不幸！”(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第84页)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反华浪潮真的不可遏止吗？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苦难命运难道永无止境？
不会的。
首先，从历史看，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的传统关系其实是一种休戚与共，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关系。正是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其他各族人民并肩携手，团结互助，共同对印尼群岛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原始岛屿进行开发和建设，才促进了印度尼西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现代化。在外国殖民者侵入印尼群岛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印度尼西亚从未发生过排华反华事件。在外国殖民者统治期间所发生的排华事件中，策划者也是殖民侵略者，而不是印度尼西亚当地人民。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当地民族曾共同遭受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曾共同英勇反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曾共同为争取印度尼西亚独立和其他进步事业团结奋斗。说明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的当地人民是能够友好团结合作的，而且二者之间曾有过长期友好团结合作的历史。
其次，从现实看，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当地各民族正在调整关系，互相适应、互相容忍、互相接受、互相认同、互相融合，往良好方面发展转化。一方面，印度尼西亚95%以上的华人已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已经或者正在演变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中的一员，备受争议的印尼华人经济也无可争辩地成为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种歧视排斥华人的法律法规已被取消，种族歧视在印尼已受到社会的谴责，至少不能再公开化、合法化。印尼华人的社会处境也得到了改善，并成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华人政党，积极参与印尼国家事务，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同时，华人的祖籍国——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日益强盛，对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势必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产生影响。
从根本上说，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各民族的人民都是印度尼西亚公民，共同在一个国家生存，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和平、繁荣与进步。虽说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导致许多矛盾和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也不是非要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暴力行动。和则共荣，斗则两伤，这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当地绝大多数人民都已明白的道理。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化提高，随着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将会被彻底遏止，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印度尼西亚所有民族必将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华文教育概说

华文教育概说

——(一)华文教育的百年历史和发展规律
　　北京华文学院彭俊
　　引言：世界华文教育源远流长，在1900年前后进入学校教育阶段，在当代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质和特点的学科，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研究：其一，要研究华文教育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研究华文教育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变化，探讨发展规律。其二，要研究华文教育的本体问题，也就是研究华文教育的基本教学要素，把握本体特点。研究的目的是：把握发展规律，认识学科性质和特点；整合教学资源，营造教学环境，全面提高教学效率。本文重点论述华文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社会环境条件，梳理华文教育的百年历史脉络，探讨华文教育的一般发展规律。
　　一、世界华人人口的分布和华文教育的重点地区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社会的地方就有华文教育。根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的相关统计，海外华侨华人广泛分布于五大洲的143个国家，具体为：33个亚洲国家；26个欧洲国家；38个非洲国家国家；11个大洋洲国家；35个美洲国家。了解世界华人人口的基本分布情况，可以知道，华文教育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华人社会基础，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教学体系。从各地区华人社会的历史和发展水平看，华文教育的发祥地和重点地区是东南亚和欧美地区，其它地区的华文教育也在快速发展。
　　二华文教育与华人社会的基本关系
　　2.1华人社会和华文教育的缘起
　　华人社会是一个基于血缘、文化和族裔利益的社会群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界别，我们暂且定义为：华人社会指凝聚于中华文化和族裔利益、形成族裔语言文化氛围，具有族裔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成员存在的华人族裔群体。一般说来，自觉而成熟的华人社会，以文化认同和利益共同为基础，以具有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作为基本标志。简而言之，华人社会是凝聚于中华文化和族裔利益的社会群体。中国人的移民史虽然可以上溯数千年，但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大规模移民之后。早期雏形的华人社团出现在17世纪的早期，但当时的华人数量、经济能力、文化构成以及社会处境，尚不足以形成影响较大的社会气候，华文教育的形式只能是家教、私塾和小型的义学。华人社团和华文教育在各个国家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要从19世纪中期算起。19世纪中期至今，华人社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确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华裔社会文化氛围，为华文教育提供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2.2华文教育的起源
　　中国人具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华文教育的起源和早期形式是私塾和义学。在华文学校建立之前，私塾和义学、学堂是世界各地华文教育的主要形式。课堂一般设在大户人家的家庭、会馆、祠堂和神庙里，主要的教学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以及尺牍、珠算等。历史记载，今日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早在1690年就开办了“明诚书院”，至1899年，全印尼的义学已多达369所，学生达6600余人。在华人早期的主要居住地，一般情况也大体如此，如：1819年马来亚槟榔屿华侨创办了五福书院，1829年新加坡华侨创办了3所私塾；当时华人家庭并不算多的美国、加拿大，也有私塾和义学。这种基本的、旧式的教育虽然具有局限性，但它们星罗棋布在世界各地，为提高华人社会的文化水平，增强华人社会的凝聚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开创了华文教育的先河。
　　2.3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的基本关系
　　伴随着华人日渐增强的族裔意识和文化自觉，在华人社会共同的关注和支持下，华文教育由自发的私塾教育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义学、学堂和学校教育，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从起源看，华文教育与华人社会的基本关系是同生共长，华人社会需要华文教育，华文教育培育华裔后代和华人社会的未来。从发展看，华人社会的繁荣发展，决定着华文教育的无限前景。
　　三、华文教育的学校教育阶段
　　1900年前后，华文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纷纷建立华文学校，标志着华文教育进入了正规的学校教育阶段。
　　华文学校的诞生，对华人社会和华文教育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华文学校更新了教学内容，丰富了课程设置，使广大华人子弟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从而全面承担起教育华人后代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维系了华人社会的文化传承。第二，华文学校对它前后出现的各种华文教学形式都有引导、示范和推动作用，领导和代表着华文教育的百年主流。第三，华文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全面地揭示了华文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社会环境和条件。
　　四、华文教育的百年发展脉络
　　一百年来，华文教育的发展可谓艰难曲折，几经兴衰起落。为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世纪之交的第三届国际华文教育研讨会(1999年，上海)，第三届(1999年，马尼拉)和第四届(2001年，曼谷)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上，各国同仁从不同角度总结本国的百年华教历史，比较清晰地再现了百年历史的基本脉络及其多重社会历史原因。
　　4.1各国同仁的研究举例：
　　印度尼西亚：从1901年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学校成立，到1965年苏哈托新秩序政权下令封闭全印尼外籍华侨学校为止，是印尼现代华侨教育时期。这期间，华侨教育历经草创阶段(1901-1911)；开拓发展阶段(1912-1941)；停滞阶段(1942-1945)；复兴阶段(1945-1950)；发展鼎盛阶段(1951-1957)；式微消亡阶段(1958-1965)。印尼华文教育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低谷阶段(1965-1998)和复苏再发展阶段(1999-至今)。在低谷阶段，苏哈托政权全面禁锢华校和侨团，厉行单一民族同化政策。
　　菲律宾：创始阶段(1899-1912)；扩展阶段(1912-1941)；停顿阶段(1941-1945)；复兴阶段(1941-1955)；停滞阶段(1955-1973)；转变阶段(1973-1991，华校菲化)；新生阶段(1991至今)。
　　缅甸：第一间华校创办于1904年，在30年代至二次世界大战前为缅甸华侨文化教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二战期间华侨学校均停办；二战后的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成为缅甸华文教育的第二个黄金时期；60年代初至70年代是走下坡路的暗淡时期；70年代至80年代又开始复苏；90年代初期至世纪末，以第二语言为教学方针的新兴华文学校开始崛起。从此华文教育又走上了百花齐放的康庄大道。
　　“泰国的华教发展，也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世界局势及国内政治的影响。泰国华教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惨遭扼杀，全部被封闭。战后华校争相复办，像春笋萌芽，形势喜人。”但自1932年的“几十年来，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因素，泰国政府对华校采取各种形势的管制手段，华校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力日强，推行与邻为善，与邻为友策略。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了明显的转变，从警戒、防范而改为信任，友善。1992年，泰国政府对华教开始实行开放政策。”
　　4.2百年华文教育的五个时期
　　综合考察东南亚各国一百年来的华文教育历史，我们认为，客观上形成了五个时期：1900—1937：1900年至二战前的发展兴盛时期；1937—1945：二战中的衰落时期；1945—1955：二战后的再度兴盛时期；1955—1985：“冷战”衰落时期；1985—现在：当代华文教育时期。
　　其中，37——45和55-85，是“二战”和“冷战”迫使世界华文教育从高峰跌入低谷的两个时期。其它时期，是世界华文教育的发展、兴盛时期。
　　4.3华文教育的社会环境条件：
　　研究华文教育的历史，在于揭示各国华教历史的共同所以然。从百年来的历史看，华文教育的生存发展受制于五大社会环境条件：华人社会的发展水平——华人社会的人数和凝聚力；华人社会与所在国家的关系——华人社会在所在国的地位和影响；所在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地缘政治、经济联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综合国力和国际事务能力；国际形势和时代潮流——战争对抗与和平合作。
　　这五大社会环境条件的共同作用，决定着华文教育的兴衰起落；它们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态，决定着各地华文教育的具体形态、特点及变化。不同地区和国家华文教育的起落变化，都可以从这五大社会环境和条件中找到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五大社会环境和条件，还将继续决定着华文教育的未来发展。
　　我们看到，华文教育生存于多重复杂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的国家里，华文教育的社会环境条件是不同的，需要具体分析判断。但值得强调的是，无论具体的境况如何特殊，最重要的是把握住华文教育与华人社会及其所在国家的基本关系：传承民族母语文化，建设所在国家的多元文化，培养华人社会和所在国家的人才。华文教育只有适应华人社会和所在国的需求，推动华人社会和所在国家的发展进步，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和空间，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五、华文教育的基本形态和一般发展规律
　　一个事物的发展规律，即是它与相关事物的必然联系和必然变化。所谓华文教育的发展规律，即是随着五大社会环境条件的综合变化。华文教育必然呈现的兴衰起落；亦即华文教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必然呈现的基本形态。把握这个规律，我们就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采取适应的发展策略。
　　5.1华文教育的基本形态
　　百年以来，各国的华文教育千姿百态，但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或基本的生存形态为这样五种：家教和私塾、各种语言学习班(中心)、私立学校——个人创办、新兴的周末制中文学校——社团创办、传统的全日制华文学校。五种形态都是华文教育的基本形态，它们的功能是相对独立的，但更是互补的。考察华文教育的百年历史和五种形态的内在关系，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五个层级，同一事业的五种作法。
　　其一，华文学校(全日制华文学校和新兴的中文学校)是华文教育的中坚力量。全日制华文学校的作用无须赘言，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欧美地区的新兴中文学校开辟了华文教育的新天地，发展成为与全日制华文学校并驾齐驱的当代华文教育生力军。以美国为例，“社区中文教育(华文教育)成为美国社会中文教育的最大阵地，远远超过主流教育系统里学中文的总人数。其中又以普通话汉语汉语拼音简化字为特点的中文学校发展最快。”据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统计：“1995年，新兴中文学校为3%，全日制华文学校为68%，主流教育系统学校为29%；2001年则分别为25%，49%和20%”。该协会会员学校从1999年的160所增加到2005年的300多所，遍布全美国41个洲所有华人相对密集的地区，大又后来居上之势。其二，家教和私塾、各种语言学习班、私立学校，以其特有的针对性、实用性、适应性、灵活性等优势，有效地满足了各类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从语言教育的社会性、普及性、多样性来看，可以说它们撑起了华文教育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家教和私塾、各种语言学习班，在逆境中坚持华文教育，在复苏阶段加速振兴华文教育，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华文教育有五种教学形式，所以才具有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5.2华文教育的发展规律
　　学校教育是华文教育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各个兴衰阶段的明显标志，主要是华文学校在数量和规模层次上的变化，其次是五种形式的互动演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兴盛时期，从幼稚园小学到中学高中和师范教育全面发展，直至出现高等学府；衰落时期，华文学校数量减少，规模缩小，层次降低，难以为继。
　　二、兴盛时期，各种形式的华文教学全面兴起，并趋向于向学校发展；衰落时期，各种形式的华文教学全面消沉，学校教育向各种形式的学习班降级，直至转为地下家教。
　　三、兴盛时期，出现以学校为成员单位的全国性华教组织，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广泛开展，华文教育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学科理论建设也得到极大加强；反之华文教育则日趋萧条。
　　试以第一个兴盛时期(1900—1937)为例：学校兴办至1911年，各地华侨学校达100多所；辛亥革命爆发激发了办学热潮，至二战前夕，家教和私塾、学习班、夜校遍及各地城乡，华文学校达3000余所；一些国家还建立了师范教育，成立地区和全国性的华文教育领导组织。如：1907年印尼——爪哇学务总会；1911年，荷印华侨学务总会；1913年——马来亚华侨学务总会，缅甸华侨学务总会，菲律宾华侨教育总会；1914年新加坡——英属马来亚华侨学务总会。历史上各个兴盛时期都有共同特点：以学校教育为主，直至建立全国性的教育机构和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华文教育界一致认为，今天的华文教育正处在新的发展和兴盛时期，主要是着眼于五大社会环境条件的综合性好转，多种教学形式全面发展。
　　结语：从一百年来各个时期的情况看，华文教育的五大基本教学组织形式，是华文教育体系的基本组织构成，它们各有自己的功能和意义，共同肩负着华文教育的历史使命：在顺境下，百花齐放，学校等有规模的教学形式健康发展，共同对五大环境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在逆境中，五种类型此消彼长、进退有序，应对着五大环境的消极变化。
　　宏观上认识这种有规律的应对变化，有利于全面把握华文教育的发展态势，制定不同阶段的发展策略，也有利于全面加强华文教育的体系建设。

华人与华侨

谁是华人？华人是谁？张从兴摘要］本文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试图说明“华人”这个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几部权威辞书中的释义，其实并不符合它在新马华语中语用的实际情况。接着将从语义的演变过程来考察这个词的古代义、近代义和现代义，并论证在现代汉语中，不能把“华人”解释为“中国人的简称”。最后，笔者将利用词汇计量研究的成果，来证明这个观察。
关键词］：华人、中国人、海外华人
一）华人是谁？
　　新加坡华裔馆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策划筹备、撰写编纂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终于在 1998年底杀青，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
　　《海外华人百科全书》是一本有关世界各地华裔情况的“百科全书”。全书共分五章，前面四章从追溯移民的历史开始，宏观地叙述了中国移民的不同层面与形态，第五章则微观地检视不同地区的华人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也就是从中国移民逐渐演变成为侨居国公民的情况。它虽然是一部学术力作，但并不枯燥，是一本通俗易懂，令人爱不释手的好书。然而，就像白璧也有微瑕一样，这部好书也有疏漏之处。那就是没有给其文本的叙述主体“海外华人”的母体——“华人”，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以致书中在使用“华人移民”、“海外华人”等概念时，频频出现逻辑上的矛盾，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主编、华裔馆首任馆长潘翎虽然在这本书的释义部分，不吝笔墨，分Ａ、Ｂ、Ｃ、Ｄ四个同心圆（Ａ同心圆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人；Ｂ同心圆包括香港、台湾的中国人、中国留学生及有抱负的中国商人；Ｃ同心圆是海外华人；Ｄ同心圆是已被同化的华人）来为“所有自称为华人的人作出概念式的说明”，并把Ｃ同心圆圈内的海外华人作为这本书的主体，然而这个区分法却是建立在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观点上的——中港台的中国人＝（海内）华人。
　　潘翎在释义部分写道：“最里面的Ａ圈，代表了永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中国人”。既然中国人也是“所有自称为华人的人”的一分子，中国人显然就是指“（海内）华人”。事实上，也只有在把中国人定义为“（海内）华人”的前提下，“海外华人”这个词才能在逻辑上成立。
　　根据政治学上的定义，中国人是中国公民，也就是指那些在中国境内出世，或者是在外国出生但自愿加入中国国籍并为中国政府所接纳的人，如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医生。
　　在此前提下，中国人就不仅仅是指汉族，也应该包括满蒙回藏壮苗等55个少数民族在内，就像我们说新加坡人，就包括了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欧亚裔及其他拥有新加坡公民权的各色人种在内。
　　问题是，“海外华人”这个概念有没有把海外的中国少数民族包括在内？举个例子说，流亡海外或在外国定居的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及其他中国少数民族人士，算不算是“海外华人”？我想，凡是治海外华人课题的学者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不是！他们不算海外华人。”
　　既然海外的中国少数民族不被视为“海外华人”的一分子，那么中国大陆上的少数民族当然也不应是“（海内）华人”的一员。这是不是说只有汉族中国人才能被称为“（海内）华人”呢？又是不是意味着“海外华人”的真正定义应该是指那些在中港台地区以外，而且尚未被同化的汉族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呢？也不完全如此。因为在“海外华人”当中，确实包括了一些长相和汉族无甚差别，生活习俗和汉族大同小异，起汉名用汉姓的中国少数民族后裔，例如新马前辈教育工作者马摩西（又名马俊武，1918－1971），他虽然是回族，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的华人社群不仅没有把他当成“非华人”看待，还把他列入《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995年出版）里头。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为“华人”这个我们几乎天天都挂在嘴边的汉语名词的内涵感到万分困扰。换句话说，华人是谁？
　　中国禅门宗匠有句话说，不疑则不悟，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华人是谁？这是我心中的一大疑团。下面，笔者将把它当成一个“话头”，尝试从社会语言学、词义的演变及词汇计量研究等几个角度去“参”它，希望能够有所“证悟”。
二）谁是华人？
　　要确定“华人是谁？”，首先得问“谁是华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翻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汉语大词典》、《辞海》、《中文大词典》、《国语活用辞典》等五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的权威辞书。这四部辞书对“华人”的释义如下：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华人】①中国人。②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页54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三版）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既指中国人，也指那些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的人。
辞海》
　　【华人】中国人的简称。亦指已加入或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页123，夏征农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是指中国人以及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
《汉语大词典
　　【华人】汉族古称为华。现亦为中国人的简称。南朝宋谢灵运《辨宗论·问答附》：“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唐许浑《破北虏太和公主归宫阙》诗：“恩沾残类从归去，莫使华人杂犬戎。”明沈德符《野获编·佞幸·滇南异产》：“夷人珍之，不令华人得售。”《恨海》第七回：“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卷九页398，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纂，三联书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联合出版，1993年 4月第一版）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有古今两义，古义是指汉族，今义是指中国人。
中文大辞典》
　　【华人】外国人称我国人为华人。〔《周礼政要·矿政》〕西人之论，咸谓华人采法不精。（卷 28页 251，中国文化研究所，1968年版）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称法，中国人自己并不自称华人。
国语活用辞典》
　　【华人】“中国人”的简称。在华侨习惯中称取得了侨居国国籍或公民权的人。（页1526，周何主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版）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是“中国人”的简称（注意，这里用的是加了引号的中国人。按我的理解，这应该是指广义的中国人。形象地说，就是指所有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同时也指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
　　其中，除了《中文大辞典》以外，其他四部都有华人是中国人或“中国人”的简称的说法；除了《汉语大词典》和《中文大词典》以外，其余三部都有华人也指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的释义。
　　对新马华人，尤其是新加坡华人而言，《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辞海》和《国语活用词典》“华人”词条下的第二项释义，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语用情况的，争议不大。说比较符合，是因为它只说对了一半——在新马华语的语用实际中，华人不仅是指那些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也包括他们的后裔。
　　令人困惑的是第一项释义，就是“华人”能不能被诠释为中国人的简称。
　　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华人”作为中国人的简称，也许问题不大。可是，在此以外的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华人较多的国家，以“华人”作为中国人的简称，就大有问题，而且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新马华人接受这样的定义，那么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菲律宾华人、印尼华人等短语，都可以还原为新加坡中国人、马来西亚中国人、菲律宾中国人和印尼中国人。
　　这个课题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而言，尤其敏感。 1967年 11月15日，当时担任新加坡总理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新加坡美国人协会的宴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
　　“我是新加坡华人，但不是中国人，正如爱尔兰后裔的肯尼迪总统不是爱尔兰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是日耳曼人或罗斯福总统不是爱尔兰人一样。假以时日，世人将知道，新加坡姓李、姓杜、姓吴、姓王、姓杨、姓林的华人虽然外貌像中国人，并且说华族语言，但是他们都不同于中国人。他们是华族，并且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好意思。最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想的是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利益，并非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1]
　　当邓小平在 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在致欢迎词中说过一句很明确的话，“告诉我们的贵宾，新加坡没有华侨。”[2]　李光耀在祝酒之前的发言中，还措词小心地提醒他的贵宾：
　　“华裔星加坡（新加坡）人有着他们自己的不同的经验和历史。不管这种历史是多么短，与大陆的中国人比较起来，仍然是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东南亚创造一种独立的和持久的未来。他们必须与马来裔和印度裔新加坡人平等地分享这种未来。”[3]
　　李光耀讲这句话是有深刻的政治含义的。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说明新加坡华人是新加坡华人，中国人是中国人，新加坡华人不是中国人。当然，他讲这句话并不只是说给邓小平听的，其潜台词是要向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两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邻国传递这样的信息：新加坡是新加坡，中国是中国，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和其他外国领袖来访没什么两样，你们别担心。
　　综上所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权威辞书虽然把“华人”定义为“中国人的简称”，但是在新加坡华语中，这个定义并不适用。说得夸张一点，这简直就是一个语言禁忌（linguistic taboo）。
　　下面，笔者将从词义的演变过程来探讨“华人”能不能在现代汉语中，被诠释为“中国人的简称”。
　　“华人”是由“华”和“人”这两个语素构成的名词，在构词法上属于偏正结构。由于“人”语素受到“华”语素的制约，要分析“华人”的词义，首先得弄清楚“华”语素在“华人”这个词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华”字有四个读音，共有 22条释义。在这22条释义中，只有“我国古称华夏，今称中华。省称‘华’”这一条释义，符合“华”语素在“华人”中的含义。根据这项释义，把“华人”训为“中国人的简称”显然是合情合理的，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权威辞书都把“华人”的第一个义项定为“中国人的简称”的原因了。
　　问题是，词义是会演变的。无论是“华”还是“中国”，它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已经和它们在古汉语中的词义大不相同了。
　　“华”原本是指华夏族，也指华夏族所居住的中原地区。《左传·定公十年》中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汉高祖斩白蛇起义，为四百余年之汉家天下奠定基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央集权大帝国。自汉朝以后，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皆自称汉人，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为今日的汉族。由于汉族的主要组成部族是古代之华夏族，因此汉族也叫华人。我相信，《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者就是有见于此，而在“华人”词目下列出“汉族古称为华”此一解释的。
　　“华人”作为汉族别称的古义，自有文献可考的南朝谢灵运首先使用以来，沿用了一千多年，直到满清入关后不久，才开始有了变化。雍正朝期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起由“曾静案”引发的华夷之辨大辩论，主辩者就是雍正皇帝本人。针对“华夷之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雍正帝在其《大义觉迷录》中，不止一次提到汉人和夷人都是人，没有必要泾渭分明般地划清界限，例如“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4]，“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外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5]
　　由于清初诸帝的励精图治，再加上他们十分重视汉文化，在统治术上又采取一方面开科取士，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的恩威并施手段，到了清中叶以后，汉族以满族为针对目标的“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观念，基本上已经是很淡薄了。鸦片战争之后，不仅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给中国人带来了鸦片，西方传教士也给中国人带来了“精神鸦片”——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基督教在清末大举传入中国时，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对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族士大夫而言。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在其《讨粤匪檄》中，高呼“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6]之后，汉族士大夫立刻群起响应，在清廷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选择站在满族政权的一边，而不站在汉族政权的一边。
　　在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看来，“华夷之辨”的主要内容已经不是汉族和满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而是满汉共同维护的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反映在语言上面，“华人”作为“洋人”的反义词，其内涵也就不仅仅是指汉族，而是指以维护汉文化为己任的满汉民族共同体，亦可引申为由满汉民族（也许还可以加上和满族关系密切的蒙古族）组成的中国人。笔者认为，这就是“华人”这个词的近代义，而《汉语大词典》“华人”词目下的引例“《恨海》第七回：“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和《中文大词典》的引例“〔《周礼政要·矿政》〕西人之论，咸谓华人采法不精”中的“华人”，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清末使用“华人”这个词的人，当然不止《恨海》的作者吴研人和《周礼政要》的作者孙诒让。当时，拓殖东马砂劳越诗巫（Sibu, Sarawak, East Malaysia）的先驱人物黄乃裳（1849－1924），在新加坡《日新报》担任主笔期间（1899年9月-1900年8月），曾经写过不少评论文章，其中有好几篇都用到“华人”这个名词，例如：
　　“昨报论开商会以联南洋华人为首务，诚以我华人于近百年来之新学，未能考究，识见浅陋，无论出外之不能联络一气，互为关顾，相与有成，即在本国，省与省有畛域之见存，府与府有畛域之见存，甚至邑与邑、乡与乡、族与族，匪不各有其畛域之见存。”[7]
　　“威海卫英水陆师中所言，其大旨谓：华兵易教，由于华人喜于为兵。华人喜于为兵，由于衣食粮饷之可靠。夫华人为华兵则不易教，及为英兵则易教。华人不喜为中国之兵，而反喜为英国之兵，此情理以外之事，必非无故而然也。”[8]
　　“显儒不以商为贵，商亦不敢自以为贵。……此等商学，当海禁未开之前，在中国与国之人，以土货相交易，未尝不可，及出外洋，观其所图商务，均若有搜罗六合、囊括宇宙之思，退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岂真吾华人之智力不如欧人、美人耶？亦曰：不学无术，不足以开拓其所经营而已矣。”[9]
　　海峡华人作家陈省堂 1888年至 1911年在《叻报》和《星报》上发表的多篇作品中，也广泛使用了“华人”这个词：
　　“务。……又有不能已于言者，旅越华人之势位素豪者，究亦难辞其盖法人之治越也，其政令则愈久愈严，其税饷则越久越重。如设公所、举帮长，量身材、点指痕等事，其存心用意，虽谓欲杜渐防微，实是重征厚敛，剥蚀子民脂膏，刻薄善良为咎。”[10]（〈重游越南记〉）
　　“夫华人之儿孙，何其不幸，一变而为交趾，再变而为法兰西。大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兹习俗相沿，恐已无法可治。当局者以为极妙之新法，由余观之，徒令祖宗绝嗣，同类贻羞已耳。是虽家训之不严，亦由政教之不正也。”[11]（〈越南风俗论〉）
　　“槟产华人一举一动，往往同心协力，联为一气，余如商务，如庆吊，以及宾朋酬酢，诸凡事宜，更为认真。……身居外洋，尚遵汉仪，华人男妇老幼，皆通华语，其中虽略悉巫来由番语者，除非与叻甲华商，或与番人言，鲜有讲及。则其吉宁、巫来由诸番，亦多有熟谙华言，其习俗然也。”[12]（〈重游槟城记〉）
　　“试观本坡华人，家道少有者，往往沾染奇症。据西医诊视，则谓腹中生毒，百药罔效，遂致富厚绅商，中年殂谢；膏梁子弟，早岁云亡。屡有见闻，良堪慨叹。”[13]（〈本坡华人饮食失宜失所亟宜整顿说〉）
　　由此可见，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交替之际，新加坡的华文报章已经采用了“华人”这个词，而其词义显然是符合“华人是中国人的简称”这个释义的。
　　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清末人士在使用“华人”这个词时，都是和“洋人”、“夷人”、“西人”等词对举的。这也许是汉语修辞中的独特现象，就是讲究词与词之间的对偶关系。
　　进入民国以后，“华人”在中国本土和南洋的语用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由于中华民国是中国人建立的第一个具有西方政治学上的民族国家（Nation）意义的民族国家，国号简称中国，因此中华民国的国民就开始自觉地把自己称为中国人，而不说自己是“华人”了。与此同时，民国以后的文献在称呼外国人时，也极少使用“西人”、“欧人”、“美人”、“日人”、“洋人”、“夷人”等字眼，而改称“西方人”、“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洋人”偶尔还用之，“夷人”则几乎完全不用了。
　　民初之人较少采用或几乎不用“华人”这个词，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例证。民国八年（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回国不久就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欧游心影录》。书中有一章是专门叙述他在途经南洋时的感想的。他写道：
　　“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城镇，毫无差别。开大矿的么，中国人。种大橡皮园的么，中国人。大行号么，中国人。杂货小贩么，中国人。乞丐么，中国人。计英属海峡殖民地三州，中国人约二十六七万，欧洲各国白人合计，不过六千八百。再就南洋华侨全体约计，英属（殖民地三州，保护地四州合计）二百万，荷属三百万，暹罗安南等处三百五十万。总数八百五十万。”[14] 从这段文字看，在民初流行使用的国语词汇中，或至少是在梁启超的词汇中，“华人”已经不是“中国人的简称”了。否则，他怎会不采用呢？另一方面，梁任公的新闻体语言对民国初年国语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因此从任公著作的遣词用字中，也可见民初国语词汇使用情况之一斑。
　　此外，从民国年间编纂的几部辞书，如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47年出版的旧版《辞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的《辞源正续编合订本》、香港华通公司1948年出版的《辞渊》及中华民国教育部从1931年开始编纂的《国语辞典》，都没有收录“华人”，也可看出民国人士是不使用或较少使用这个词的。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人的简称”的“华人”这个词，也几乎从南洋华人社会的语言中消失掉。从民国肇建到抗战期间，甚至50年代初期，南洋华人几乎都自称华侨，或干脆说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效忠对象不是当地的殖民地政府，英国、法国、荷兰等殖民地宗主国也不承认他们是英法荷的公民。因此，他们只能选择效忠南京国民政府及后来的北京人民政府，只能以中华民国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自己的祖国，尽管这些所谓的“华侨”当中，有许多许多都不是在中国出生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爱国壮举。譬如说，在抗战期间远赴滇缅公路支援物资运输工作的华侨机工，在50年代初期毅然回国参与建设祖国大业的南洋热血青年，很多都不是从中国南来的“华侨”，而是他们的后代。
　　就在大多数华侨青年不惜为心目中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同时，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年轻知识分子则开始思考本族群的属性问题。
　　1941年，黄望青用李秋这个笔名，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了《论马华民族属性问题》一文。作者在文中指出：“马来亚华人在此地定居已有长久的历史，他们应被称为‘马华’（即马来亚华人），马华在马来亚人口中占了巨大的比例；马华在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较当地各民族为进步；马华在政治经济方面，其接近于马来亚其他民族的程度，较之接近于中国更直接与密切。……这完全是个现实的问题，客观地存在我们意识之外，而不是我们大家喜欢不喜欢的问题。”[15]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强调马来亚华人无论是在经济与政治生活上，还是在语言文化传统上，还不能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存在，因此马华：“已形成一支特殊的派生队伍……，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16]
　　从这两段文字的行文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黄望青在使用“华人”这个词时，并不是把它当成“中国人的简称”来用的。按照他自己所下的定义，“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笔者认为，黄望青的这个定义，应可算是“华人”的现代义的滥觞。
　　50年代后，东南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缅甸、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殖民地纷纷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时，当地的华侨社会就面对了要以谁作为效忠对象的问题——他们必须在侨居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抉择，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发展趋势，因此周恩来总理便趁着1955年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便，正式宣布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决定，不再把东南亚的华人视为中国的海外公民。
　　自此之后，东南亚的华人也不再自称华侨，当然更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了。他们在放弃了华侨和中国人的身份后，总得给自己的族群找个名称，结果便开始自称“华人”了。于是乎，原先的新马华侨、越南华侨、印尼华侨、菲律宾华侨等词语，就摇身一变，成为新马华人、越南华人、印尼华人、菲律宾华人了。
　　当时新加坡华文报章的遣词用字，忠实地反映了华侨转变成华人的历史过程。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王慷鼎在其著作《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中指出：
　　“所谓华文报章社论常用而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或侨民意识的辞汇，是指战前和战后多年，华文报章在谈论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或事物时，所习惯使用的‘祖国’、‘我国’、‘国庆’、‘国父’、‘国人’、‘国府’、‘国事’、‘国运’、‘国脉’、‘国货’、‘国币’、‘国军’等字眼（以下统称‘国字头辞汇’）；在提到自身或新马与自身有关的事物时，所常用的‘华侨’、‘我侨’、‘同侨’、‘侨胞’、‘侨领’、‘侨务’、‘侨社’、‘侨团’、‘侨教’、‘侨校’、‘侨汇’等字眼（以下统称‘侨字头辞汇’）。这两组辞汇，也像《国庆献辞》、《国父诞辰纪念》这类社论一样，是华文报固有的特产，也含蕴了强烈的侨民意识。相反的，‘华人’、‘华教’、‘华校’等字眼”（以下统称‘华字头辞汇’），则是比较中性的，没有那股浓郁的侨民意识气味，摆脱了‘侨’或‘华侨’的包袱和心理。而且这些辞汇的广泛使用，也是在侨字头辞汇之后。因此，了解国字头辞汇、侨字头辞汇及华字头辞汇使用的消长情况，也有助于了解华文报章侨民意识与当地国民意识此落彼长，交相嬗变的轨迹。”[17]
　　王慷鼎比较了“国字头辞汇”、“侨字头辞汇”及“华字头辞汇”在 1945至 1959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和《中兴日报》的1万 2094篇社论标题中的分布情况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战后不久，新马出现了独立自主运动；1949年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这两项政治发展，直接影响华侨的切身利益和政治态度，迫使华侨必须在中国人与新加坡人或马来亚人之间，作一个取舍选择。四大日报支持当地公民资格的争取，是这种取舍选择的一个例证。《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中兴日报》社论内容，在1949年及1950年之交，出现重大转变，有关中国问题的社论数量，急遽减少；相反地，有关当地问题的社论数量，大量增加，也是反映这种取舍转变的另一个例证。此外，这三家日报具有强烈中国意识或侨民心态的社论（国庆社论、国父诞辰社论及国父忌辰社论）和辞汇（‘祖国’、‘我国’、‘华侨’、‘侨校’等）在1949年及1950年之交，开始消失，也一再显示：华文报章的政治意识，有了转变。当然，这种转变速度的快慢，程度的深浅，各报之间或许有些差别，但是转变的迹象与事实是确定的。”[18]
　　王慷鼎还以四个列表来说明这个转变过程。从他的列表中，可以看出《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兴日报》在50年代的前半期，曾经大量使用“华字头辞汇”（包括“华人”），到了1955年后却大量减少。笔者相信，这和周恩来总理 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期间，正式宣布中国政府不再把东南亚华人视为中国的海外公民有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自从进入民国以后，基本上已不用“华人”这个词，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当中，却仍然在使用它，并在50年代赋予它新的涵义，给予这个古老的词新的生命，并且至今还在广泛地使用着。
　　且以词汇计量研究的统计数字为证：
　　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年 6月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华人”在 180万字语料中出现的词次是 9次，频率是 0.00068。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5年 4月出版的《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中，“华人”在 19万 4209字小学教科书语料中出现的词次是 0，频率是0；在 32万 6725字中学教科书语料中出现的词次是 0，频率是 0。
　　在新加坡联合早报 1989年 5月出版的《联合早报·中小学华文课本用词调查报告》中，“华人”在 28万 3090字早报语料中出现的词次是19次，频率是 0.00973；在 6万 5503字小学华文课本语料中出现的词次是 16次，频率是 0.03370；在 11万3684字中学华文课本语料中出现的词次是 20次，频率是 0.02628。
　　这三部汉语频率工具书都是在80年代问世的，应可反映“华人”这个词在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的使用频率。做个简单的计算，可以得出以下的数据：“华人”在新加坡中、小学华文课本中的频率和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频率之比都是无限大，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中的频率和中国各类文献中的频率之比是14.31。
　　这个巨大的差距说明，“华人”这个词在中国大陆的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相对于新马华语（新加坡华语和马来西亚华语大同小异）而言，是非常低的。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的词次虽然有9次之多，但是分布不广，只是出现在第Ⅳ类（即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选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散文、童话、传记等，共 88万零399字，占全部语料总量的 48.71%。选材以“五四”以来，从40至 70年代的中国现代优秀文学作品为主）语料中，而且是在一篇作品中出现了9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特殊现象，而不是一般现象，如果挑选者不是恰巧选中这篇作品，“华人”这个词恐怕不会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占有一席之地。
结　论
　　跟着推移和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发展。[19]
　　语言，作为瞬息万变的信息的载体，当然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的。因此，人们应该从发展的、辩证的角度来认识语言及解释语言现象，包括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
　　笔者就是在这个大原则的指导下，考察了“华人”这个词的词义演变过程，并得出“华人”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即有古代义、近代义和现代义之分的结论。
　　为了论证“华人”在现代汉语中，不能诠释为“中国人的简称”——这是“华人”的近代义，而不是现代义，本文以词汇计量研究的成果，比较了“华人”这个词在80年代中以后出版的三部较权威的现代汉语频率工具书中的出现频率，结果证实从 40年代至 80年代的40年间，中国大陆的现代汉语中是没有“华人”这个词的。这足以反证在现代汉语中，不能把“华人”理解为“中国人的简称”。
　　本文的结论是，“华人”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是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新马华人在20世纪中叶后，顺应本区域风起云涌的反殖反帝独立运动，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在“华人是中国人的简称”这个近代义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换言之，在现代汉语中，“华人”绝对不能定义为“中国人的简称”。既然如此，“海外华人”当然也就是名实不副的提法了，不宜采用。
补　遗
　　当笔者在1999年10月准备动身出发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时，突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去年出版的新书《美国华侨华人文化变迁论》。作者吴前进（女）在绪论中阐明了有关华侨、华人、华裔和华族的概念指称。
　　她认为，“华人”或“华裔”（Overseas Chinese Descendants），则主要指出生于居住国，拥有当地国籍的第二、第三……代移民。此中，亦包括一些拥有中国和居住国双重国籍或无国籍者，他们以讲当地语言为主，其心理特征出于“中国取向”和“当地取向”的过渡之中或兼具“双重取向”，若因了母国突发事件的冲击，则其所能动员的社会力量亦相当广泛与强大，从1919－1949年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中可以见到海外华人民族特性在特点背景下的高扬。[20]
　　这是我看到的各种有关“华人”的定义中，最符合实际面貌的一种，因此便列在文末，作为补充。
中国定义华人，广义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无论是汉族或藏族、苗族，在中华本土还是在海外，只要是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都稱為华人范围1中國各民族或具有中國各民族血统的人。2源于中国所特有的各民族。.现居住於中国，具有中國籍的祖先是中国人；扩散移居到中国以外的地方。3海外华人]海外华人[/url]。中华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定义华侨与华人的区别：华侨居于国外，但国籍仍是中国。华人是有中国血统，但已非中国国籍。台湾正与中国渐行渐远董老板是波士顿一家洗衣公司的经营者，父亲曾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在“3·20”台湾选举之前，他是泛蓝阵营的坚定拥趸。在策划和参与波士顿地区的华侨活动中，董老板经常参与文宣工作，他说尽管自己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有着感情上的联系，但是“阿扁上台以后，海外的台湾华侨都觉得失去了家园”。 　　2004年的台湾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其中最灼热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华侨。但是许多专家认为，在陈水扁执政之后的台湾，已基本放弃了对世界各地数百万海外华人的重视。董老板的父亲向记者谈起当年国共两党以不同方式关怀海外华侨的往事，老泪纵横。 　　台湾曾经很重视侨务工作 　　从小在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雷·张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回忆起童年时代。他告诉记者，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在美国华侨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他们的侨务工作中有许多出色的人士，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每年到了10月10日，台湾当局就发动美国各地的华侨组织各种庆祝活动，以增强他们的民族凝聚力。雷·张祖上几代人都是定居洛杉矶的华裔，因此他们家的成员每年都是当地庆祝酒会的重要组织者，每次活动都有200多人参加，同时国民党的侨务人士也都出席，通过酒会很好地促进了国民党与侨界的关系。即使在中美建交之后的很多年中，台湾当局还在利用侨务工作拉拢美国的华人华侨，在美国侨界也有不少支持台湾当局的人。 　　雷·张还记得，60年代自己上当地的华侨小学时，曾经举办过一个“认识中国”的活动，当时孩子们向在美的台湾代表发出邀请。作为一个没名气的小学，该活动本来并不重要。但是活动当天，台湾当局竟然派出一名代表来到华侨的孩子中间，并且发放了糖果，用通俗和风趣的语言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这件小事看出台湾当局对侨务工作的重视。多年来，台湾当局每年都安排大量美籍华人青年回台湾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无形当中也给他们洗脑。据记者了解，现在美国许多侨团的领导和商业界的华人巨子，都有在台湾学习的经历。 　　台湾为什么放弃海外华人 　　香港《南华早报》资深评论员秦家骢认为，在历史上，台湾曾经试图告诉世界，它才是中国传统的真正传人，特别是在大陆的文革时期。当时，台湾的努力得到了海外华人团体的一定支持，获得一定正统性。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在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特别是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有意识地缩小海外华人的定义，只谈论“海外台湾人”。尽管“行政院”的侨务委员会仍然存在，但台湾已经考虑取消其英文译名中的“中国人”字样，改以“同胞”命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雷·张告诉记者，在陈水扁上台之后，台湾的确已经开始放弃海外华人，这有三个原因。首先，海外华人在政治影响力上，的确不占有优势。尤其是美籍华人参政程度低，对美国政界的影响比较小。目前，民进党也培养了一批有较强海外经验的“外交人士”，但是他们主要是对美国高层开展游说工作。比如新任的“外交部长”陈唐山，多年来在美一直对华侨比较冷淡。其次，在美国侨界，多数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是支持泛蓝阵营的，绿营对此十分不满。民进党政府在美国的一些侨务人士，则主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年轻人身上，他们认为，老一辈华侨的民族情感和诉求十分强烈，很难改变。而年轻人则相对民族认同感比较弱，只有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才能达到目的。第三，大陆的海外移民不断增加，大陆对海外侨胞的工作也逐渐发展起来，也抵消了台湾的侨务政策影响。 　　雷·张总结说，无情、功利和无能是台湾目前“侨务”政策的问题所在。尤其是在此次台湾“大选”中，许多当年支持国民党的华侨都极其反感陈水扁当局的作为。许多人都记得，在2000年陈水扁当选之后，“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富美立即抛出了“台侨”、“侨生”、“老侨”这样的华侨等级论，让海外华侨大为心寒。记者了解到，正是文章开篇那位曾老板的父亲投书当地媒体，强调台湾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争论正统的问题了，而是有人要抛弃传统，另立新山头。这事在当地侨界传为美谈。 　　台湾已不再认真参赛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2000年以来的美国，原先亲台湾的许多华人华侨纷纷抛弃原有的立场。过去，不挂任何国旗是美国东部一些华人侨团为了表示中立的做法。但是据记者了解，波士顿的几个华人侨团在2000年到2003年间，不断开始悬挂五星红旗。此举改变了几十年来侨团的一个惯例，因此一度引起争议。波士顿的董老板表示，他们的侨团就经历了挂旗——取下旗——再挂上的反复过程。但是最后以多数票通过，和纽约的笃亲公所、三江公所遥相呼应。 　　在此次台湾选举后，得知台湾公投投票率未能达到50%以上，法国、美国、英国、智利和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也都谴责陈水扁政府企图分裂台湾的行径。其中波士顿一些中立的侨团会议中就举了不少案例，认为台湾当局对于海外的侨胞已经十分淡漠，海外台胞遭遇官司、自然灾害甚至“9·11”这样的恐怖袭击，台湾侨务部门的反应都很缓慢。 　　因此秦家骢认为，“台湾企图将自己重新定义为不同于大陆的独立国家，实际已改变了游戏规则。当然，它仍在华盛顿与北京争夺影响，并争取日渐减少的外交盟友的支持，但在海外华人的问题上，台湾已不再认真参赛了。”

印尼华侨学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华会馆创办的中华学堂

一百年前，处在荷兰殖民统治時代，印尼华族前辈成立了第一个现代社团---中华会馆。中华会馆除了在各地兴办学校教育，宣扬中华优良传统，极力提倡移风易俗，呼吁华人社会改变挥霍浪费，在喜事丧事铺张、聚众赌博的陋劣习惯。1903年，反对赌博称著的中华会馆董事会总理潘景赫，甚至出资买下勿加西赌场的承包权后把它关闭，使勿加西在一年期间，没有合法的公共赌场。 印尼独立后，极端原住民主义思维主导的内阁，以提高原住民社会的经济地位的理由，执行了第10号总统条例，使内地广大华人(当时华侨占大多数)生计困难。当时，在各地的华侨社团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它们向华人社会呼吁进行节约运动。1960年1月初，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号华人大力开展节约运动，内容包括有在日常生活方面：避免大宴宾客、在春节避免大吃大喝宴请亲友；在婚丧喜庆力求避免铺张浪费，等等。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和三宝垄中华总会还制定8条公约，要求工委(即理事)带领履行。1965年1月，正值印尼对抗马来西亚以及春节和解禁节即将来临，棉兰华侨总会发出告侨胞书，提出过好节日的12点倡议：包括不放鞭炮，不放重烟花；不舞龙舞狮；不设宴请客，不大吃大喝；商家做好解禁节的物资供应，尽量压低物价，减轻人民负担；商家做好对印尼职工的年节福利，使大家愉快过好节日；年初一商店照常营业，便利居民购物(见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第59--60页)。 虽然，当时与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这些呼吁或号召有的已经不适用，但有的今天有的还是适合的。当时的华社团体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已经懂得华人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必要性。黄昆章教授写道：“通过移风易俗的宣传和号召，初步改变华人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培养节约朴素的作风”(同上，第63页)。 民主改革时代，政府善待华人，华人的生存环境逐步好转，有不少学者说，华人社会处在历史最有利的时机。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华人应自律，生活要低调。为什么？经常来印尼考察和调研华人问题的广州暨大温北炎教授在“印尼华人应居安思危”(2006年)一文认为：印尼的排华因素仍然存在，排华旧势力依然强大；对华人仍然抱有偏见；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容易造成社会骚乱等等。他认为，“印尼曾经是世界上排华最激烈的国家之一，虽然已进入了民主改革时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社会貧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一些富裕华人奢侈浪费，挥霍无度、显耀财富，这些陋习客观上刺激了社会一部份人，容易被种族主义利用来煽动排华情绪。华人应发扬勤俭节约之美德，低调生活，杜绝奢侈浪费陋习，华人还要平等对待兄弟族群中下层居民，如身边的职员、工人、司机和保姆等，共创和谐社会。”
印尼华文教育在二战之后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据统计，到1957年，印尼有毕校近2000所。学生 42.5万余人。印尼当局对华文教育的勃兴感到不安从 1957年起苏加诺政府就采取措施以限制其发展。苏哈托上台后对华文教育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 印尼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摧残。到1966年5月，仅存的629所华校全部被关闭．27万余名学生失学印尼成为没有华文教育的国家。华族因此失去了位华语的第二代。1990年8月中国与印尼复交之后，形势有所变化。 1998年8月 ，哈庇庇总统已经表示要为华文教育开绿灯、1999年瓦希德总统执政后。印尼政府改变政策．对华文教育解禁。短短六七年问，华文教育迅速复苏。2001笔者初访印尼时，已经感受到华文教育的生机。2005年7月．在参加首届世界汉语大会之后，我又与本院刘小斌老师对印尼进行了为期半个月（7.25～8.7）的访问。其时．一连串的喜讯纷至沓来。苏西洛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7.27～7.30），两国达成了有关华文教育的协议；印尼学生陈韦荪、陈韦升亲兄弟在深圳明珠学校求学2005年分别考取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大学资讯工程系，在中华文化学院、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组织的第二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北京，727—731）上、由印华总会妇女部等组织选送的小朋友获得特等奖；原玛琅中华中学校友筹资兴办玛中大学的工作进展顺利 ，明年可望招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印尼华文教育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兴奋之余，我们所接触的印尼华义教育界的人士仍不时流露出某种忧患意识，其原因部分在于长达32年受压制所造成的创伤．部分在于对目前华文教育明显断层、人才青黄下接的焦虑，还有便是对未来前景存在诸多不定因素的担心。谈到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时 国内媒体经常使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说法。对于印尼华文教育界来说，更恰切的提法或许是“风险与机遇并存”。本文首先描述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基本态势。然后就印尼华文教育所涉及的国内外关系加以分析．旨在为把握印尼华文教育的定向提供参考。 一、当前印尼华文教自的基本态势 众所周知，苏哈托政府将华人视为外来民族。实行强追同化政策，禁止华人保留民族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严令取缔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中国与印尼复交后 为了满足振兴旅游业、经贸业的需要，印尼政府开始允许这些部门举办华文补习班，但仍对中华文化保持戒心。1998年5月印尼暴乱迫使十余万华人逃往外国避难导致数十亿美元外流。主张奉行民族和解政策的瓦希德1999枝10月当选为印尼共和国第四任总统、他推行民主化政策．解除对华文教育的禁令，给华文教育带来了转机。当前印尼华文教育无疑正在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令人鼓舞的气氛表现在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民间组织兴办华教圈的热情等方面。 近年来、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政府领导人的来往也趋于频人2005年4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与苏西洛总统共同签署了两国建立战略移伴关系宣言。2005年7月28日 胡锦涛主席与对中国进行回访的苏西洛总统共同出席了系列合作档的签字仪式．这些档当中就有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印尼教育部基础与中等教育总司关于汉语教学的协议书。这标志著印尼华文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苏西洛总统准备设立面向公务员的华文教育中心．使未来使馆人员都懂得华语，从而更加了解中国的走向、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最高决策层，而巨体现在有关职能部门。印尼教育部早在2001年8月就颁布决定书．允许开办华文学校、印尼国民教育部校外教育及青年、运动司近年来为提高印尼华义教学水准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主办推广华文教育研讨会、举办由政府承认的汉语水准考试（2001.10一）派遣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华文教育项目洽谈等。印尼国民教育部基础与中等教育总司也将华文教育列人自己的议事日程，多次派员到中国考察，与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关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印尼已经有许多国立中小学开设（或准备开设）汉语课程、在答厘岛，笔者访问了登巴刹第五国立高中。据该校校长、副校长介绍，这所中学的汉语课深受学生与家长欢迎。2005年夏，中等教育司与印。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主办了印尼中学生华语演讲与智力比赛。这次活动获得了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与协助，20名优秀者应邀到北京观摩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设立中文系的高等学府已经不限于1994年获得特许开设汉语必修课的印尼大学与达玛•贝萨塔大学，陆续加入这一行列的有多所大学，这次我们所访问的泗水彼得拉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大学正准备新开汉语课，像我们所访问的希望之光大学便是如此。在印尼华文教育史上，华族组织与华文学校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岩望中华曾馆1904年创立，其主体就是学堂，1906年问世的多华学校附属于多埠中华会馆成立于1946年的大众社与大众学校的创办者是周招坤等同一批人。印尼华族组织与华文教育同样经历劫难而更生。目前印尼各地陆续开办的华文补习班估计不下300家，其中大约有70％集中在雅加达。这些华文补习班绝大多数是由华族组织兴办或得到华族组织支持的。在访问期间，我们与印华总会文教部前任部长马咏南、现任部长许志长交谈，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华文教育的热情。除印华总会、百家姓协会这样的大型华族组织之外，各种同乡会、宗亲会等也积极为华文教育贡献力量。我们这次造访的吉祥山基金会就办有吉祥山学校、又如，梭罗福清公会在1999年开办了华文补习班，该班现有13位老师，学员近500人。2005年4月，梭罗福清公会又破土兴建培育学校。 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校友会发挥巨大作用。曾经遍布全国的华文学校虽然在l966年被查禁，但校友之间的情况仍然绵绵不绝、以此为纽带居级各类华校在华文教育解禁之不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比如，泗水新华中学校友会（简称新中校友会）不仅举办了两个颇有规模的华文补习班（学员合计近2000人），而巨建成了校舍与设备堪称一流的新中二语学校。又如2001年，玛琅中华中学（简称玛中〕数百名校友在厦门聚会．提出”饮水思源，报效故里”的口号，决心群策群力在母校的诞生地创建一所高等学府（曾考虑以“民族希望人学”为名 目前很可能定名为“玛中大学”、他们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林冰、杨之岭教授设计筹备方案．已经著手招聘校长。玛琅中华学校友在2005年7月15日至17日举行建校60周年庆典有4000多人参加与会者都对办大学充满热情、这所正在申报注册的大学计划明年招生，首批设二个学院．招收计算机、会计与英话专业的学生。 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特点．是华文媒体成为令人瞩目的园地。1999见瓦希德总统对华文媒体解禁，这意味着不需要准字（许可证）就可以办报、办广播。于是各类华文报纸络绎问世。它们当中有不少因为未能适应读者需要而被自然淘汰在激烈的竟争中站稳了脚跟的仅仅者则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目前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是《国际日报》．它的总部在雅加达若干主要城市有其当地版。以泅水为总部的《千岛日报》是很受欢迎的报纸，发行量约5千份。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华文报纸可以自由在印尼境内传播它们也相当关注华文教育动向。像2006年大众学校将举办建校60周年庆祝活动、多华学校（多隆亚公中华学校）将纪念诞辰100周年等。文报纸都做了预告。在广播方面，已经有不少电台举办了华文节日。其中，万隆的华文电台每天进行8小时以上的华语广播，害厘岛的华语广播FBI每天也有五、六小时的华语节目。2000年11月。地铁电视台（Metro TV）开播。从次年 4月起，它用印尼语、英语和汉语全天 24小时广播。 宗教机构在印尼华文教育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华文教育遭受禁锢的所谓新秩序时期，华校被封华文出版物被视同毒品讲华语被看成犯禁。在这样严酷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基督教团体以读经的名义继续从事汉语教学活动。泅水事去基督联合兴化堂就是其中之一。在访问中，我们见到了当年主持其事的翁牧师。这位身形瘦削的女子早在1978年就将汉语《圣经》改编成教材，组织学生学习华文。如今，以兴化堂为依托的崇高基督教华文教育中心开展多种层次办学，单是面向学龄儿童的班级就有300多名学员。着手进行华文教育的还有伊斯兰教寺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郑和清真寺。传说郑和当年曾到过中爪哇三宝垄，如今被奉为印尼最早的伊斯间教传播者。近年来，郑和清真寺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期华文补习班，学员中友族占多数。印尼有不少华人信仰孔教，但苏哈托当政期间曾以‘妨碍同化’为名宣布孔教为非法、2000年4月 印尼内政部长撤销了政府1978年10月28日颁布的关于孔教非法的第47／4054 决定书、从此，印尼孔教组织可以公开活动。2001年1月28日，瓦希德总统亲临雅加达孔教会向华人拜年，提高了其知名度。近年来孔教组织也对华文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 “恶梦醒来是早晨”。在所谓‘新秩序时期’执政的印尼权要认为华文教育对自身的统治构成 威胁，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华人华侨深受其害。目前印尼政府的最高决策者比较开明，对于华文教育采取相当开放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华族组织办教育的热清空前高涨，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华人华侨心中的创伤性记忆仍然存在。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某些热心于华文教育的有识之士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例如．印尼华校一般是通过基金会的形式来运作的，上世纪华校被封时资产全部遭到没收。有鉴于此，玛中校友会决定成立 “玛中有限公司”来推动建校，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资产可以得到法律保障、世代相传二是与玛中福利基金会区分开来、避免引起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误会。这批校友募集了相当于人民币5千万元的股金（每股25万元．股东共57名），著名企业家黄启铸应允支援不足部分。他们又在2005年4月15日正式宣告成立由李文正、黄启铸等企业家领头的民族希望基金会 作为专门办学机构（玛中有限公司负责建校完工后将校舍移交给民族希望圣金会接管与处理）。 二、印尼华文教育定位的四重关系 在笔者到过的十余个国家中，接触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大批力、学机构只因为是华文学校而在顷刻之间全遭政府封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学生因为家里藏有华文学校达颁发的学生证、毕业证而担心受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校监因为学生讲了一两句汉语而大加责阶印尼华文教育界却都经历过。因此，当今印尼华文教育工作者具备特殊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是很R＃的、现在印尼华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排车事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仍时有发生（例如2002年7月初在离西加里曼丹不远的那部那留岛的华族就曾遭受袭击，700多人成了难民）政府高层人士对华族的态度不见得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华文教育界不仅在谈到过去的劫难时心有余悸，在展望未来时也不是非常乐观。我们与一位决心以大手笔兴办华文教育的华人企业家谈话时为他那不怕被抓、不怕打压的豪情所感染心中所浮现的第一个形容同居然是“悲壮’。事实上除了遭遇排华的可能性之外印尼华文教育还存在其他意义上的风险（如市场风险等）。要想规避风险、抓仕机遇看来必须在国内寻找合适的定位。当前．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华裔教育与国民教育、复兴传统与开创新路．慈善事业与教育产业、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等四重关系。 在中国本土之外印尼被认为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聚居地。华人在印尼是仅次于爪哇族、异他族的第三大民族。印尼的华文教育最初以落叶归根为主导理念．鼓励所培养的人才回到祖籍国为社会服务。中印两国政府实施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条约之后情况渐渐改变。如今，‘落地生根已经取代落时归根’成为印尼华文教育界的共识。不仅如此印尼华文教育还呈现对友族开放的趋势。印尼原住民有许多人对学汉语非常热心，他们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到华人办教育不应将眼界局限于华裔，要多多关注其他民族对隼文教育的要求。目前在各类华文补习班、华文学校学习的不只是华裔子弟。在印尼大学和达玛•贝萨塔大学．进人中文系学习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原住民。这些办学机构都在印尼政府主管部门注册。印尼教育部在2000年将华文教育纳人管辖范围，计划在某些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并允许有条件的大学开办中文系。教育部长庞刻•苏迪比约认为政府之所以尚未将华语定为高中部的必修课，是由于缺乏华文师资。由此看来如果华文师资上规模、上档次的话，华文教育早晚可以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取得应有的地位。当然华文教育在理念上因此也必须与国民教育体系取得一致。正如国内专家听说，传统的华文教育下仅仅培育华侨于女。还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功能，是典型的华侨教育，由于华侨教育深受中国国内局势的影响，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被认为是侨居国主权独立、政治稳定乃至民族团结的威胁，因此常常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相比之下．当代的印尼华文教育已不具有华侨教育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印尼国民教育体系下的外语教学和多元文化政策下的华族文化教育。 当年印尼华文教育界的精英，如今已经白发皤然。他们珍借自己所曾积累的经验，急于寻找与绍续失落的传统。例如，印尼大众学校创办于1946年，目前正筹备60周年校庆。2005年7月31日 ，在大众校友聚餐联欢会上，有老师肯定母校当年的‘五爱’教育是成功的，认为它培养了不少品学兼优的人才，为社会做出奉献、他希望校友珍惜昔日情谊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再创辉煌。又如，位于东爪哇最东边的萝华学校校友不仅开办了居庙华语补习班而巨希望收回母校旧址，重建三语国民学校。印尼华文教育史上所形成的优良力．学传统、所积累的刃．学经验无疑是宝贵的但是，当前的印尼社会已经与20世纪50—60年代有很大不同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教学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文教育无疑需要开创新路。目前在各类华文学校或华文补习班主持其事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老一代教育工作者。他们熟悉过去本土华文学校的办学方式，但对 于当前资讯科技应用不很了解（有的连电子位址部没有）；另一类是年青人他们多数是从中国（包括台湾）、新加坡等地学成归来的习惯于援引国外的教材与教法其想法与老一代人不尽一致。 协调这两类人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是印尼繁荣华文教育的必要条件之一。老一辈海外华人华侨有捐资兴学的优良传统厦门大学校主、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之誉的陈嘉庚使是具代表、祖籍福建南安的印尼侨领费冶领与陈嘉庚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由家乡南渡印尼后，在泗水，玛琅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抗战爆发后响应陈嘉庚号召出任南侨筹赈总 会印尼玛报分会主席，通过筹款等方式积极支援祖国抗日。他从自己童年因家贫而失学等经历悟出发展教育的重要件，对家乡学校及印尼各埠的侨办学校慷慨捐输。止是他在40年代中期倡立玛琅中华学校并被推举为第一届校董会董事长。今天玛中校友之所以有兴力、玛中大学之举。与黄恰瓶当年办学精神的黄陶是分不开的。玛中大学主要捐款人黄启铸就很景仰黄恰瓶的为人。 他在与我们交谈时不止一次提到黄恰瓶的事迹。李文正先生为玛中创校 60周年所写的的祝词。 同样推重黄恰瓶等前辈。目前仍有不少华人及华人社团为办教育而慷慨解囊，他们将自己的捐赠当成回馈社会的义举。例如．由李汉雄等负责的泅水友联基金会将开设银会所得的盈利全数用以颁发奖学金。当然．印厄社会已经是商品流通比较发达的社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办教育不能下考虑市场规律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经济效益。华文教育机构因此不只是慈善事业，而且是教育产业要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如果单靠某些有经济实力的华人或侨社捐赠。办学活动是很难长久维持的。 由此而带来的另一重矛盾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这一点当前主要围绕着三语学校表现出来。大约从2003年开始，印尼华文界开始通过华文媒体呼吁创办三语国民学校。当年5月2日至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印尼华文教育研讨会将创建正规的二语’学校作为大方向、次年，这类学校陆续在某些条件具备的城市（如雅加达、泗水，名里、荚莉芬等）出现。近两年来创办的三语学校在硬体与软体两方面都比较先进，校舍往往是一流的，师资则是国外聘请的母语为华语与英语的老师，因此需要巨大的投资。为了迅速取得回报．校方不得不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在社会上招致了批评，引发了疑虑。有人就对我们说：当前印尼华文教育亟需的是立足于普及的大众教育，而不是贵族式的精英教育。王语学校校方也有其苦衷，例如新中三语学校虽因学费较高而遭受话病，但目前的收费水准仍不足实现收支平衡，尚需基金会予以资助。与校方谈到这一点时我们很自然想到向政府申请补助。但是印尼近年来的经济状况并非乐观，据报导全国有3500万贫民。国家穷时应该怎么办教育（包括华文教育）．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根据推测，印尼华文学校很可能会继续分化，各级各类学校分别在社会上找到不同的定位。 华文教育开放之前的风险是华文学校整体的风险，华文教育开放之后的风险则是华文学校个案的风险。风险与机遇经常是孪生兄弟，市场竟争的法则是适者生存。印尼华文媒体开放之后华文报纸的定向已经证明这一点，华文教育开放之后华文学校的趋势也必将证明这一点。 三、多元文化架构下的印用华文教育 今年7月20～22日，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世界汉语大会《南方周末》为此刊发了驻京记者石岩的长篇报导标题非常醒目‘汉语的政治。从文中内容高标题‘汉语的国际政治域许更为准确作者关注的是欧美、其实，东南亚（尤其是印尼）完全可以为汉语的国际政治提供佐证。20世纪50～60年代影响印尼政局、进而影响华文教育的国际因素之一就是美国、荷兰等列强势力的介人。上世纪末以来印尼政府华文教育政策的转变，其背景之一则是中国的崛起、中印两国夫系的改善。因此．对印尼华文教育的风险与机遇，应当从在更广阔的视野加以考察。世界汉语大会的主题世界多元文化架构下的汉语发展”富有时代气息。为考察印尼华文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以之为出发点我们看到印尼华文教育正处在如下的转变之中。 从母语教育到第二语言教育、对于多数老一辈印尼华人华文教育实际上是母语教育对于 多数新一代印尼华人，华文教育则是第二语言教育、与母语教育相比第。语言教育有某些独特的规律。它既是已有的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又是新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早在2003年，国内著名学者周南京就指出一随着中国的崛起，华文（中文）肯定将日益显现其重要性，但在印尼将会发展的是华文教学（Chinese teaching ），而不是 20世纪 6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Chinese Education ） 。他所说的华文教学，正可以理解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每个人通常只有一种母语，却可能拥有几种甚至几十种第三语言。在印尼，汉语并非唯一的第三语言（对于三语学校来说，英语也是（第二语言）不同的第三语言之间的竞争，对师生来说是争夺注意力，对政府来说则可能关系到国际关系。反过来，政府往往是根据对外关系来决定对待外语的政策的。因此印尼华文教育兴旺发达的条件之一，是中印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从中华文汇传承到多元文化交流、华文教育曾经担当中华文化博承的历史使命、我们所见到的几位年纪在60岁上下的华文记者、都对中国历史、地理及文化了若指掌。 询问其功底之由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得益于当年的华文教育。这样的人士在年青一代中 是相当罕见的。在这次所访问的五所印尼大学中，我们所见到的华裔教师有些完全不能说汉 语有些虽然能说，但只限于简单的几个词或几句话，真正的“汉语通’通常仅限于中文系教师。有一所大学非常重视我们的来访，校长、副校长、院长等领导都出面接见、他们都是华裔，但对于厦门”这样的城市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些教师却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更不要说印尼语了），对东西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谈到教材有些人更钟爱新加坡版而非中国版，因为他们认为新加坡版教材更注意体现文化的多元性。国内学者杨棨光经研究认为。雅加达华人新生代有四个次文化群体，它们分别认同于原住民文化、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及华人文化。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尼华文教育的主要功能，已经从中华文化传承转变为服务于多元文化交流，促进华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理解，沟通与合作。从这一认识出发办学，有助于减少摩擦与风险、捕捉新的机遇。 从依托中国办学列国际化办学。传统的华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祖籍国进行的。印 尼华文教育重新兴超之际，当事人首先想到的往往也是与祖籍国建立联系。在这方面，华族组织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例如，东爪哇华文教育统筹机构从2003年底开始每年选派20名有志于华文教育的青年到华侨大学集美华文学院攻读汉语本科，又在2004年与广东省侨办、广州教育局等达成共识，派幼儿师资候选人到广州幼儿师范学校进行强化学习（首批28名学员2004年8月2日开始学习，2005年7月11日毕业）。第2期将有60名学员分赴广州幼师、江门幼师学习。中国政府始终大力支持印尼华文教育事业。针对目前印尼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近年来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与国家汉办屡次派遣优秀教师到印尼进行师资培训，并选派志愿者担任印尼华校教师。此举深受欢迎，所涉及的范围目前正从印尼的大城市向边远地区扩展。国内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积极在印尼开展办学活动。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在福建省侨联的支持下，举办了印尼汉语教师培训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雅加达、棉兰、先达、万隆、井里汶等地建立了函授点。华侨大学已经在印尼培养出首批文学士。厦门大学在印尼开展函授教育已有49 年的历史。进人21世纪之后，厦大海外教育学院以印尼东方语言文化中心为依托开展学历教育，每年两次派教师来进行密集教学、民办高校也热心参与此事。 由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前会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前院长只必松教授领导创办的北京新亚研究学院与三宝垄新友基金会合作建立华文教学中心，将于2005年8月22日开学。广东省华文教育基地（以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为依托．也在印尼开办汉语初级班、汉语中级班、初中先修班、职业技术中专班及夏（冬）。台湾教育界在印尼也有一定影响。 2005年7月4日。泗水弘华师友会．彼德拉基督大学中文系、泗水留台校友会与友联基金会联合举办华文教师研习班。就请来自台湾的三位老师讲课。 不过，国际化办学（而非与祖籍国双边合作办学〕已经在印尼华文教育中崭露头角。例如新雅之光基金会属下的新雅学院（由雅中、新华与新文三间学校三合一兴办2005年3月5日宣告成立。短短几个月中，它就已经与马来西亚的南方学院、新加坡中华总会学院，中国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燕京文化专科学院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考察印尼华文教育时应有更为恢弘的眼光、汉语的世界化、国际化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取决于华人及其后代与父国社会之间的互动 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之间的横向交流既是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的推进剂，又是华文本月产生变异的催化剂。世界范围内华裔与非华裔汉语使用舌之间的交互同样推动着华文的变革、人们已经不止一次谈论英语因世界化而给自身的稳定性带来的风险类似的风险同样可能在汉语世界化的过程中发个。当然，这里所说的风险仅仅是语言意义上的与前述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意义上的风险并不相同。 虽然印尼华文教育已经（或正在）发生上述转变，但是，它与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仍是毋庸置疑疑的。正如有的华文教师所说，他们不是单纯地讲授语言，而是以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热爱中华文化的感情给学生们讲授华文和传播中华文化还结合各种节日讲中国历史，并重视传播儒家思想。不过印尼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深受世界多元文化架构以印尼国内现实的影响、黄昆章曾指出，“目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印尼华人已经加人印尼国籍。他们是印尼公民。华文教育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显然违背了印尼的国策不利于印尼和中国友好关系的发民这种观黄奕住
黄奕住是印尼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金淘区楼下乡。祖先世代在家务农，家境贫寒。因此，他自幼即失学，协助父母种田。12岁时，他开始从师学习理发手艺。　　当时的旧中国，在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下，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广大农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生灵涂炭，农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因此，1884年，黄奕住抱着出外谋生闯世界的想法，随母亲们一起出洋，先到了新加坡，不久又流浪至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最后，移居到中爪哇的三宝垅市。他到三宝垅之初，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幸得一些同乡之助，在街头巷尾设一流动理发摊，夜间则借宿在一间妈祖寺庙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当地华侨称他为“剃头住”。　　三宝垅市是中爪哇的首府，地处爪哇岛的中心。它不仅是首都巴城（现在的雅加达，地处西爪哇）和东爪哇首府、主要商港泗水市之间的交通贸易联络中心，而且本身亦有良好的港口，成为爪哇岛内外贸易、特别是中爪哇各种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黄奕住从事理发业，使他有机会与当地社会的下层人民及华侨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往，从而学习掌握了当地爪哇语言，了解及熟悉了不少的民情及风俗习惯。经过几年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工作及生活后，他积蓄了一点钱，在一位老华侨魏嘉寿（后来曾被聘为三宝垅中华会馆顾问）的同情及协助下，他借了一些钱作为资本，改业从商，充当肩挑小贩。他每天清晨肩挑各种日用小杂货及食品，走街窜巷，或到附近村镇叫卖。当时广大乡民及华侨劳动生产收入低下，因此，他采取了薄利多销、以货易货（乡民用当地农副土特产品换其日用生活品）或替他们代购、代售等便民措施，从而逐步取得了不少乡民及华侨的好感和信任，买卖有所发展。两年之后，适逢三宝垅市政府将佐哈尔广场开辟为自由市场，并在市场内建起摊棚点，修建摊棚的费用为1800盾，每位租赁摊位的商人出资65盾，黄奕住此时也用多年积蓄在该市场租了一个固定摊位，继续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品。由于佐哈尔市场地点适中，1890年即已发展成为与另一个叫贝达马芝的市场并驾齐驱的著名贸易中心。1898年，该市场已有240个摊点。绝大多数是华人经营的。黄奕住在其妻蔡缰的辅佐下，起早摸黑，通力合作，精心经营，生意取得较好的发展。不久，他将摊位扩展成一家正式商店。随着生意的经营发展，黄奕住买了一辆马车，经常亲自驾驶到附近村镇地区收购廉价土特产及推销商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爪哇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附近的莫佐（Modjo）、塞达尤（Sedajoe）、卡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 Woengoe）、泽比灵（Tjepiring）和格穆（Gemoe）等地生产的甘蔗糖都运往三宝垅销售，而后有的转口输出至欧美各国。中爪哇地区成了世界主要制糖及销售糖业的中心之一。黄奕住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经营糖业的发展前景，因此，1895年后他即以经营糖业为主。从189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爪哇糖价维持在100公斤售价10盾至12盾左右，比较平稳，黄奕住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购后，批发转售至爪哇及印尼各地，并组织输出至新加坡及欧美各国，获得可观的利润。1910年，随着其事业的发展，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应用，因此，他在三宝垅繁华的商业街中街购置了一座较大的店屋，并正式成立了“日兴行”，雇用了中外文薄记及一些店员。此后，随着糖业经营的发展，他先后在巴城、泗水、棉兰、巨港、八加浪岸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分行。这期间是黄奕住在商业上取得第一次重大发展的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至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爪哇离战区较远，干扰不是很大，但由于战争及交通等关系，不少糖商担心欧战影响输出，犹豫观望。黄奕住以过人的胆识，雄厚的资金，乘势继续收购了大量的蔗糖。1913年和1914年糖价每百公斤售价为11.66盾和12.1盾。但1915年至1917年，由于战争影响供应，欧洲各地糖价大涨，陆续涨至16.33盾、18.22盾和18.34盾。因此，这几年间黄奕住的“日兴行”又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1917年中，欧战已进行了3年，各交战国损失惨重，英、荷等国政府将许多货船征召回国使用。结果，爪哇各地蔗糖及其他土特产一度无法输运出国，当地官、私营仓库蔗糖堆积如山，糖价一度狂跌。一些华商因遭到严重损失而破产。同年6月12日，黄奕住的“日兴行”和黄仲涵的“建源公司”等十多家大糖商在中华商会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共度难关，公司资本为1000万盾，部分向荷兰商业银行贷款。但由于荷兰商业银行代表乘机提出了苛刻条件，华商没有同意，结果公司没能组成。黄奕住和华侨糖商们团结一致，连续举行了13次会议，制订了一些协作措施。黄奕住还曾将在新加坡购置的房地产向黄仲涵押借，解决了一定的周转困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地区由于战争破坏，食品及砂糖奇缺，加上西欧航运恢复，糖价开始回升，甚至一日数千。1919年每100公斤升至28.40盾，1920年更猛增至53.45盾的空前水平。黄奕住的“日兴行”库存的蔗糖不仅畅销一空，而且还利用此大好时机，大量购进和大批输出，获得空前的暴利。其资产增至数千万盾。黄奕住（日兴行）、黄仲涵（建源公司）、郭锦茂（锦茂栈）和张盛隆（昌隆栈）成为爪哇最著名的四大糖商。与此同时，三宝垅华侨糖商为了相互协作，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建源公司、锦茂栈、昌隆栈、瑞远栈、信丰号、合昌号、联成号、隆美号及瑞庆号等10家糖商组织了“华商糖局”，共同促进华商糖业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打破荷兰资本的垄断。据1920年2月4日三宝垅中华商会会议记录记载：“华商糖局”（1918年8月25日成立）综计获利共有30万盾左右，除捐助各埠中华会馆经费及各项办事费、律师费等之支出外，尚存实银19万盾，公决该款作为华商糖局永久基金。　　荷兰殖民政府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不少损失，因此，战后加紧了对其殖民地印尼的人民和广大华侨的剥削压榨。早在大战结束前夕的1917年9月26日，荷印殖民政府即制订了所谓“战时所得税条例”，其中规定凡是从1914年起获利3000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战税”。因此，战后荷印殖民政府又下令华商必须补交1914年至1918年间的战时所得税，以及其他因战争影响而停征的税收。荷印殖民政府此举是妄图一箭双雕，达到掠夺华商合法财产及排斥以至扼杀华侨工商业的目的。1912年，荷印殖民政府即以此为名，要征收糖王黄仲涵的“建源公司”3500万盾的“战税”。黄仲涵被迫避居新加坡，最后客死其地。同样，荷印殖民政府也曾下令要黄奕住的“日兴行”补交各项“战税”1500万盾。事实上，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其他华侨糖商在过去5年间都已照章纳了税。荷印殖民政府的行动是明目张胆地对侨商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当时，荷印殖民政府有政策规定：凡是荷兰国籍民，享有减税的权利。因此，当地政府官员曾以此动员黄奕住加入荷兰国籍，从而可减轻交纳此“战税”。日本驻三宝垅领事也企图乘隙而入，拉拢和分化华商，邀黄奕住加入日本籍，以得到其“保护”。但是，黄奕住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识破荷、日等国企图“恩赐”和笼络的目的，予以蔑视和拒绝。黄奕住从此事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中国政府的孱弱无能，无法保护华侨正当合法权益，广大华侨和华商始终处在寄人篱下的海外孤儿的艰难境地。他意识到荷印殖民政府施行苛刻税率，将来辛苦经营所得，也是尽充外库，徒劳无功，于是决心“业成返国”。当时有的朋友曾对他的返国之举劝说道：“中原多故，不如此间乐。君雄于赀，何地非乐土，为终焉计，不亦善乎？”但他坚定地回答说：“我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安能忍辱受人苛禁，托人宇下，隶人国籍者乎？且我国地大物博，建设易为功，畇畇离甸，宁非乐土？天下事在人为耳。”黄奕住和其子黄钦书、黄浴沂等商量处理了在印尼的产业，将“日兴行”另行注册，改易经理，逐步结束了棉兰、巨港及北加朗岸等地的分行及办事处业务，把三宝垅的不动产业划归其妻蔡缰及女婿许春隆接管后，于1919年4月5日，将其所积资金约合2000万美元汇回祖国，结束了他侨居印尼35年的生活及事业，返回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定居。　　黄奕住在返国前夕，即已考虑今后如何运用其资财为祖国的复兴及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综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活动可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创办银行，扶助发展华侨工商业，振兴祖国实业。　　黄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银行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7年，华侨糖商遇到困难，遭到荷兰银行资本的掣肘和刁难，使他认识到建立华侨银行及本国资本银行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从印尼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即投资入股华侨银行40万元叻币。　　　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宾及日本等地考察时，“闻岷里拉（即现首都马尼拉）华侨多泉（州）人，金融之权操纵于外国银行，损失甚钜”，因此，他和著名菲律宾爱国侨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华总商会商议后，决定共同“倡组中兴银行，以挽回权利”。“中兴银行”初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先招股500万元（菲币）。黄奕住认股100万元。该行初创时，实缴资本为200多万元。黄奕住实际占了该行投资的一半，他被推举为该行董事。在他的关心指导及同行们的齐心协力经营下，该银行营业蒸蒸日上。到1933年时，其资本已实增至600万元，资产总额达2470多万元，成为菲律宾最主要的侨营银行之一，对扶助华侨经营工商业及当地经济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黄奕住因“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浮资非夫也”，专程前往上海，拜会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筠（胡笔江）等人，共商“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该行创办之初预定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银行正式成立并营业。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该行向国民政府立案后，“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发行钞票，视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因此，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该行为了取信于民，“特联合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订十足现金准备及准备公开制度，于四银行之外，另设四行准备仓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钞票。”在中南银行举行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史量才、韩君玉等任常务董事。1924年，该行增资至750万元，黄奕住入股500余万元，仍占资本额的3/4。随着银行业务的开展，该行先后在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此外，“国内国外各大都会商埠，均专约代理汇兑收付机关，并代顾主保管国内外发行的各种公债及契据，经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银行成立之后，还积极投资支持国内各项民族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65%的股份）、益中磁电厂、诚孚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等，对扶植民族工商业起了一定的作用。黄奕住之子黄浴沂回国后，曾就任中南银行协理，代表黄奕住经营该行业务。黄奕住则息居厦门鼓浪屿。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经理胡筠在一次从香港飞赴重庆时，不幸飞机被敌机追击而遇难身亡，黄浴沂即接任了总经理之职。此外，黄奕住学于1921年8月7日在厦门市创办了“日兴银号”，以与南洋群岛各地通呼吸，沟通厦门与海外华侨的侨汇、融资及促进工、商业等之发展。“其资金之钜，为厦门各银庄之冠”。由于“日兴号”有良好的信誉，东南亚各地华侨曾纷纷把他们的游资汇存该银庄，以备家乡建筑房屋或其他实业之用。如印尼华侨李丕树，即曾一次汇寄30万元大洋，存于该行。　　其二，创办经营社会公用事业，建设家乡。　　黄奕住创建了厦门市自来水公司。　　厦门是一个海岛。广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贩们每天用运水船从海澄县九龙江淡水区取来贩卖的“船仔水”。市内小贩们向运水船商买水后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给各家各户。本世纪20年代前后，每天贩水量约一万多担。这些食用水都未经消毒过滤，且经过多次转运，极不卫生。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后，经常来往于厦门鼓浪屿渡口，目睹水贩们挑运贩水的情景，深感此问题关系到全岛居民们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及建设问题之一。因此他决心“创办厦门自来水，以重卫生”。　　　　1920年，他即发起筹办厦门市自来水公司。翌年，他与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叶孚光及几位照办华侨共商筹资兴办事宜。1923年5月，公司经当时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定名为“商办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资本为100万元，黄奕住先认股40万元。自来水的蓄水池、过滤池、水塔等公司建筑工程于1925年在上海招标，结果，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以92万元中标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为2亿8千万加仑，可供全市20多万居民9个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该公司召开成立大会，制订章程，规定资本为200万元，黄奕住当选为公司董事。1929年，黄奕住又倡议在鼓浪屿日光岩和鸡冠山分别建造了高低水池两座，并备有大小运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将厦门自来水由船运至鼓浪屿抽送池，从而解决了鼓浪屿居民用水之需。这是厦门市（包括鼓浪屿）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居民饮用自来水问题。黄奕住对厦门人民的贡献是值得赞颂的。　　黄奕住承办了厦门电话公司，发展厦门市内外的通讯联系。　　早在1907年12月，厦门市即已开始运用电话，它是由华侨林尔嘉创办的“厦门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公司”装配的，拥有400门磁石式的电话机。鼓浪屿当时是个“公共租界”，日商也办有一个“川北电话公司”，电话业务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随着厦门市政建设开始发展，原有电话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黄奕住深感发展厦门内外通讯联系的重要意义，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万元收购了厦门德律风公司后，再增加30万元资本，加以改装及扩建。同时，他还应广大厦、鼓市民“收购日本人电话公司”的倡议和要求，经过多方努力，于1923年以23250元将日商的“川北电话公司”购入自办。黄奕住接办厦门、鼓浪屿电话公司后，锐意改进。他聘请了上海的钱咸昌为总工程师，对原有的话机、电杆线路等进行改换，采用美国卡洛公司的新式机件，最大通话容量可达2500门，同时培训接线员，并给予优厚的工资待遇，因此使电讯接收灵敏迅速畅通，用户也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他还投资铺设了厦门至鼓浪屿海底电话电缆。1924年1月1日，厦、鼓之间也正式通话。1925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漳州市设立“通敏电话公司”，并在海澄、石码、浮宫及南靖县等地设立分线，进一步沟通了厦门与内地的通讯联系。后来，他又曾派钱咸昌总工程师到泉州勘测，筹划泉州、永春等地与厦门的长途电话，后因军阀割据、地霸横行、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黄奕住设立电话公司，始终抱着“以服务桑梓为主旨，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黄奕住独资创办经营的“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正式注册立案，领照营业。资本额增至100万元。　　黄奕住曾筹建漳（州）龙（岩）铁路，并致力于开发闽西矿产资源。　　1905年，厦门至漳州的铁路即已开始兴建，1910年正式通车。当时从厦门至漳州的交通线路是从厦门乘船经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屿，再乘火车。但当时该铁路只铺轨到江东桥，仅完成28公里，距离漳州还有22公里。黄奕住为了开发闽南及闽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1922年即有续建该铁路并扩展至龙岩地区的打算，并曾约请荷兰工程师樊迪克纳前往视察，后因故中断。1926年3月15日，菲律宾华侨在厦门鼓浪屿开会发起救乡运动。黄奕住在会上“提议续办漳龙铁路至龙岩，以利交通。佥谓敷设铁路为救乡根本要图，即经全体通过”。会上选举了黄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双辉、陈培锟、黄琬、萨福均、郑华、黄钟训、林荣森及薛敏老等11人为筹备委员。不久，召开成立大会，黄奕住被举为筹委会主任，会址即设在其公馆。同年10月12日，获得当时交通部、农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术人员前来视察勘探及估价，然后由华侨出资主办。但到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广东攻入福建，政局混乱，铁路筹建计划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领导的19路军进驻福建后，政局较为稳定，又重新研究筹建该铁路问题。6月1日在鼓浪屿设立了漳龙路矿筹备处。黄奕住积极支持，曾聘请德国工程师来进行测量，绘有详细蓝图，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准备。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准备派地质工程师侯德风、矿业工程师王目伦等来进行测量。不断，筹备工作在紧张进行时，又发生了福建闽变事件，结果全部计划又成泡影。此后抗战爆发，漳龙铁路始终没有建成。　　黄奕住还积极从事厦门、鼓浪屿的房屋及市政建设。　　20年代以前，厦门可说几乎没有很好地建设，市容简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后，厦门开始进行市政改革和建设，兴建了一批新的楼房，其中华侨投资兴建的占了重要的地位，据调查，福建华侨投资房地产的主要有厦门、泉州、福州晋江县。其中尤以厦门最为突出，占全部投资的90.19%。而厦门市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中，又以印尼华侨为最多，黄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黄奕住组建了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1930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7641550元）的1/3左右。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总计建筑和购置的房屋达160座，面积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还投资助建了厦门海滨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屿宾馆即是黄奕住的产业，建筑之大之优美，是屈指可数的。鼓浪屿有一条“日兴街”，也是他捐资修筑的。黄奕住投资房地产业，自有其赢利目的，但他对厦门市容美化，对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及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无疑都起过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　　黄奕住不仅是一位爱国的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积极参加华侨社团、热心文教公益福利事业及侨乡各方面建设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　　早在1907年，黄奕住的经营事业有些初步发展时，即积极参加了各项爱国华侨社团活动。1907年3月7日，为了促进侨商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他和三宝垅市著名侨商周炳喜、马厥猷、甘钦福等30余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三宝垅中华商会，这是印尼仅后于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个中华商会。该会的宗旨是“增进华侨商业知识，保护半岛华侨利益，发展本岛华侨商业，促进祖国对爪哇岛的贸易。”从1907年成立第一届董事会起至1913年的第七届董事会，黄奕住都被选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几届董事会，他又被选为该会副会长。黄奕住参与该会领导层工作期间，积极参加会务，为祖国及当地侨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从1907年至他回国为止的十多年间，他积极参加和推动该会对祖国广东、广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东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灾害进行募捐救济活动，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献。1909年，三宝垅、巴城和泗水的中华商会本着增强祖国海军力量的愿望，开展了“捐助中国海军”的活动。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广圻参赞到三宝垅募集航业银行股资，促进祖国航运业之发展，黄奕住认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厦门信用银行代表许纶华到该地招股，以推动厦门的经济发展，黄奕住认股5000元。这一年，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将当地华侨养老院和贫民院解散，不少侨商闻讯后甚为愤慨。中华商会召集了各社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抚年老无靠之贫侨。黄奕住被推举为该堂的财政，负责筹借及管理该堂的一切经费及收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中华商会从1912年2月29日起联合并领导各社团及广大华侨进行了3天的庆祝活动。黄奕住担任了庆祝活动筹委会委员及财政工作。在这3天的庆祝活动中，三宝垅华侨热烈的爱国之情空前高涨。黄奕住也为推翻了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而欢欣鼓舞，爱国热情进一步增强。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派叶国瑞到三宝垅征募军务债票时，黄奕住和其他商会董事都认为此事关系到家乡的改建及救国活动，他认购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宝垅中华商会经商议后，致电当时的北京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国与外国订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宝垅举办了一个“博览会”。黄奕住和其他董事认为这是一个宣传介绍祖国的好机会，共同出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陈列展览室。在这前后，中华商会的全体董事（包括黄奕住）“鉴于前清政府之举借外债，致损国权，不愿再作外债之举借，因发起国民捐”，以帮助民国成立后的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黄奕住和其他董事分头到各地向侨胞劝募，曾获得巨款，汇返祖国。1915年5月13日，商会董事们获悉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甚为气愤，曾致电北京政府“勿签对日不平等条约”。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宝垅中华商会，希望获得当地甘蔗良种及其种植方法。黄奕住是一位多年经营蔗糖业的著名糖商，熟悉情况，因此和诸董事一道，写了详细介绍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广种植，促进福建家乡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祖国政局的种种原因，黄奕住上述种种活动虽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爱国爱乡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在印尼三宝垅从商期间，黄奕住对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也不遗余力。现代的印尼华侨学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华会馆创办的中华学堂，接着三宝垅等各地纷纷效法，亦先后建立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黄奕住是创办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华会馆负责人云集三宝垅开会，决定成立“荷印中华总会”，作为所有侨团和侨校的中心组织。总会会务每年分别由巴城、三宝垅及泗水三市中华会馆轮流主办。1907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一期会务，并决定将中华总会易名为“爪哇学务总会”，专管华侨学校教育事宜。　　　1911年至1915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二期会务。黄奕住担任了“爪哇学务总会”的领导人，并负责财政工作。当时筹备学校教育经费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黄奕住在任期间花了不少心血，且还慷慨解囊，出资协助。1916年3月15日，黄奕住又和著名糖王黄仲涵等共同发起创办第一间华侨中学“华英中学”。黄仲涵担任该校董事会担保人，郭春荣任董事会主席，黄奕住任财政委员之职直到回国为止。“华英中学”的建立，为中爪哇各地华侨子弟升入中学深造、学习中文和英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董事们共同努力，经费较充裕，师资力量较强，几十年来培养了不少华侨子弟人才，始终是爪哇著名华侨中学之一。 　　1920年黄奕住返回祖国以后，对福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亦作了许多捐献。1920年，他即在家乡南安县楼下乡创办了斗南小学。1923年又创建了斗南初级师范学校，为家乡小学培养师资。在他的影响及推动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潮。斗南学校从创办直至黄奕住逝世为止，所有经费“均由他独资供给，虽匪患频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顿”。1912年，他又在鼓浪屿创办了“慈勤女子中学”。他每年不提供经常经费三分之二，直至抗战爆发后厦门沦陷，慈勤女子中学才被迫停办。黄奕住还独资捐建了厦门同文学院一座教学楼，该楼命名为“奕住楼”。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黄奕住捐赠10万元。1927年他又捐赠厦门大学图书设备费国币3万元。为了纪念和表彰他热心教育的义举，1931年6月，在厦门大学的主楼“勤贤”一楼刻下了“黄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图书，其谊可著”的石碑文，以资纪念。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里。他还先后对新加坡华侨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倡捐巨资，累数十余万金”。他前后购置3万元图书给厦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等。他之所以如此热心兴办教育及文化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幼失学，为大憾事，今于吾父吾母卯基之乡，吾身数十年经营衣食之地，晚岁游历之区，为青年学子略尽吾情，弥吾阙憾焉。”此外，他还捐资17000多元独修闽南古刹及泉州开元寺著名的东、西塔中的东塔，以保护文化历史古迹。至于泉州顺济桥的修筑及对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业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详列。1921年10月，他捐献3万元助济华北遭受旱灾之灾民。为此，当时中国政府曾赠予“急公好义”的牌匾嘉奖。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灾，他也捐助赈济灾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总之，他一生对“四方之慈善事业踵门劝募者，靡弗乐为之应，琐之不胜枚举也。”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等地。广大海外侨胞对此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并纷纷组织各种救国抗日团体，捐助支援祖国抗日事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曾发起献机运动。黄奕住当时正在菲律宾巡视业务，得讯后立即捐赠5万元。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其他捐献。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不断吞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有人曾劝黄奕住加入外国籍，以保全生命及财产，遭到黄奕住坚决拒绝。他表示：“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黄奕住这种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　　在此期间，黄奕住还考虑到上海中南银行及各地分行、厦门日兴银庄存款客户的利益，曾登报启事，通知所有客户：“不论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来领取本息。”以维护客户利益及该行信誉，免遭日寇之劫掠。当“黄日兴银行停业时，存款凡300余万元，一一偿清，不使（客户）受毫发损。”厦门沦陷前夕，他考虑到鼓浪屿地区小，难避敌人及汉奸耳目，决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蛰居期间，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深为痛心。他“每闻时事，即悒悒不乐，谓天下不相中国，降此鞠凶，呼钦书（其子）兄弟，告之曰：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后于人。一入国门，即思竭涓埃之极，乃卒未酬所志”，而引为毕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奕住不幸病逝于上海，终年80岁。　　黄奕住的一生经历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辈华侨、归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一位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榨而无以为生的中国农民，被迫出洋谋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心经营，从一位剃头匠、肩挑小贩而成为富有的侨商，从一位自发的具有淳朴乡土观念的中国移民而成为自觉的忧国忧民、热爱祖国及家乡、积极支持资助并直接从事祖国及家乡各项建设事业的爱国华侨领袖、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受到广大华侨及乡亲们的推崇。他毕生“行事既善，声闻以广”。回国后，“迭受政府大绶宝光嘉禾章之褒，厦门总商会、市政府之正、副会长之聘，鼓浪屿工部局补推他为华人董事，并曾被侨务局聘为高等顾问等职。”“盖举国中朝野，咸于府君（黄奕住）敬礼有加焉。”虽然由于历史时代社会等原因，黄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终坚持爱国爱乡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做一名中华民族的儿女而自豪。直到临终之际，他仍谆谆教诲其子孙。要继承其遗志，忠于祖国。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的。

纪晓岚

　　清代才子纪晓岚，乃一代风流人物也。他文情华瞻，所出妙联绝对，天地万物，古今诗赋无不可入者，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浑若天成，堪称对句奇才。他处事圆达，既能体察圣心，又能智斗奸臣。虽经宦海沉浮，却可保命全身，实为隐之大者。他学究天人，前有《四库全书》之鸿篇巨制，后有《阅微草堂笔记》之奇闻佳作，实为一代文豪。观其一生，虽政绩平平，却才名远扬，为后人所传颂。
一，少年才子
　　在直隶的东南隅，河间府的辖境内，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县邑，名曰献县。这里，地势坦阔，平畴千里，江流密布，河渠纵横，道路宽广，是京赣通往东南地区的门户。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一代才子纪晓岚就出生在这里的崔尔庄。在文人笔下，纪晓岚的出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传说 纪晓岚出生的前一天夜里，一个火球从天而降，落入纪府的门楼，但纪府并未着火。正在书房假寐的 纪晓岚的祖父纪天申被惊醒后，看到书案上的蜡烛从烛芯里毕毕剥剥地一连爆出儿朵火花。俗云:"灯花爆，喜来到"。果然，第二天午时，一个男婴降生了。纪天申给这个孙子取名叫昀，号晓岚。　　这纪府里的五公子 纪晓岚，天资聪颖，禀赋异常，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极为敏捷。不仅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而且工诗、善赋、能文，尤长于联语对句，有 "神童"之称。到了九岁这年， 纪晓岚到县里参加童子试。入考场前，他正拿着一截树枝和几个相识的考生玩耍。看见担任主考的教谕来了，纪晓凤赶忙把树枝藏在袖筒里，恭恭敬敬地向教谕大人问好。教谕看着这个小顽童，心中喜欢，便想考考他。于是把纪晓岚叫到身边，出了一联，要他来对，上联是:"小童子暗藏春色。" 纪晓岚听了，心想先生定是看到了自己刚才顽皮的样子，便赶快对了一句下联:"老宗师明察秋毫。"教谕听了含笑点头，没想到 纪晓岚对得如此巧妙，不禁连连称赞。　　后来，纪晓岚到河间府参加童生试，考官三年前刚中举，正踌躇满志，听说这个 纪晓岚就是有名的小神童，便有心要考较考较他的才思。考官出了一句上联:"十岁玩童，岂有登科大志?"谁知纪晓岚不但丝毫不胆怯，而且反唇相讥，对了一句下联:"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考官听了，心中不悦却又无奈，猛然抬头看见门上贴着的门神，一句上联脱口而出:"门上将军，两脚未曾着地。" 纪晓岚不假思索地答 道:"朝中宰相，一手可以托天。"考官看这 "神童"对得如此工整巧妙，心中叹服。　　半年之后，这位考官升任河间太守。这天路过崔尔庄头的官道，看见路边有一群小孩正在玩耍，恰巧他们玩的球打进了轿子，太守身边的衙役厉声喝斥，吓得一帮小孩四散而逃。只有一个小男孩不但没跑，反而上前拦轿索球，太守仔细一看，认出他正是纪晓岚。纪晓岚此时也认出了这位太守就是他参加童生试时的主考，于是上前施礼问好。太守晃一晃手中的球说道: "好吧，我给你出一上联，你若能对得出，就把球还给你。" 纪晓岚笑着答道:"请大人指教。"太守说道: "童子六七人，惟汝狡。"纪晓岚脱口而出:"太守两千石，独公……"最后一字却迟迟不说出口。太守讶然追问:"独公怎样?"纪晓凤笑答:"太守大人如果把球还给我，就是。独公廉'，假如不还……" 　　"不还怎样?" "那便是 。独公贪啦!"太守闻此言，哈哈大笑，心想这孩子聪慧狡器，胆大过人，将来必成大器，心中高兴，便将球还给了纪晓岚。　　时光飞逝，纪晓岚在后来的童试、县试、府试、科试中连战连捷，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中解元。但乾隆十五年，纪晓岚的生母张氏去世， 纪晓岚因服母丧，错过了两次参加会试的机会。直到三十一岁时， 纪晓岚才等到了机会。他连闯三关高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人翰林院，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二、初入翰林
　　纪晓岚得人翰林，自然春风得意，他虽不善交际，但也常到儿位前辈府上行走，在他们的指导下，学问日长，阅历渐深，很快地适应了官场生涯。但 纪晓岚自幼喜欢恃才逞强，虽已迸人官场，这一性格仍未改变。　　一天， 纪晓岚和刘墉等儿位文友聚会，刘塘提出要集诗对句，各位文友一致赞同，儿联对出以后，人们慢慢地失去了兴致。因为这种应酬之作，早已是这帮才子的老生常谈，可以说个个都是行家里手，毫不耗费心力。这时刘墉想起了一件事，对大家说道:"大栅栏的一家剃头店掌柜，前日到我府上请题愿额，我为他写了 。整容堂'三字，却一时没有想出上好的对联，烦劳诸位兄台代为撰洪。各位意下如何?"刘墉话声刚落，纪晓岚便答道:"石庵兄，缴有一现成联语，写出就可应付了。"说完他就吟出了这副对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大家听了，齐声叫好，只是嫌他对得太快。这时，又一个人说道:"我也有一联，虽不如纪兄之联工巧，但作为剃头店的门联来用，却也使得。"此联便是:"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大家也很欣赏这副联语，正要请刘墉写出。纪晓岚却又道出一联:"到来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众人虽觉此联甚妙，但嫌纪晓岚只顾自己逞才，不管他人颜面，心中都有些不悦。不过纪晓岚脱口对句的事情也一时传为佳话。

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这年冬天，正逢纪晓岚在南书房当值，一位太监总管走进来。他听人谈论 过新科翰林、河间府的纪才子，便走到纪晓岚身边，上上下下地打量起来，看他身材魁伟，英俊啸洒，不像人们传说 的谈谐滑稽的样子。但看他身上穿着皮袍，手里却拿着一把折扇。这是当时文 人的一种雅好，不少文人学士都是这样，本不足为奇，但大冬天的，手里拿着把扇子，实在有些好笑，便上前冲纪晓岚笑了一笑，操着南方口音说:"小翰林，穿冬衣，持夏扇，一部春秋曾谈否?"纪晓岚听了总管的话，看看自己的 打扮，也觉得有些滑稽。但他惯于恃才戏墟别人，哪里肯让别人开玩笑?正要出言回敬，忽然明白这老太监是给自己出了一联，里面嵌了春、夏、秋、冬四季之名，想到这里，站起来假作恭敬地施了一礼，说道:"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么?"南书房里立即爆出一阵哄堂大笑，老太监被戳到痛处，哭笑不得，十分难堪，苦笑着指点了纪晓岚几下，却又没说出什么话来，转身悻悻而去。　　自此，纪晓岚在朝中不仅才名远扬，而且他好用文才戏弄别人的名声也传了开来。　　　　　　　　　　　　　　　　　　　　　　　三，结怨和砷
　　乾隆帝晚年，宠信大贪官和砷，一时间，和砷位高权重，几乎一手遮天。而朝廷内外大小官吏，也大多趋炎附势，逢迎奉承，奔走门下。纪晓岚此时也是朝中大员，但他始终保持清廉正直的品格，坚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并且不时借机讽刺和砷。　　话说和砷新造了一座府邱，在花园中建了一座凉亭，要在亭上镶一亭额。纪晓岚是文章圣手，他便求纪为之题写。纪晓岚虽不愿轻易得罪这个势利小人，但又看不惯其所作所为，见和绅这次有求于自己，便想暗中嘲弄他一下，让这位目中无人的权贵不要太张狂了。于是纪晓岚谦和地接待了和砷，又郑重其事地为和绅题写了两个大字:"竹苞。"这 "竹苞"二字，本是 《诗经·小雅·斯千》中的词语，其原句是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人们常以"竹苞松茂"颂扬华屋落成，家族兴旺。现在纪晓岚只写"竹苞"二字，和绅以为文简意丰，别有韵味，心想纪晓岚的学识确有过人之处，又看纪晓岚平日很少给人题字，今日却对自己恭恭敬敬，心中自然有儿分得意，也不怀疑他在戏弄自己，便兴致勃勃地拿回府去，制成金匾，端端正正地挂在亭上，并且常常向别人炫耀。一天，乾隆想起和砷新盖的府耶，便来到和府参观。到了和府花园，乾隆看见亭上的匾额，便问和砷是何人所书。和砷告知后，乾隆哈哈大笑，说道:"是啊，也只有纪晓岚才能写出这个词儿来……"和砷见皇上笑得古怪，不解其意。在场的刘墉对和砷笑道:"依鄙人之见，这是纪春帆(纪晓岚别号春帆)在和你开玩笑!"和砷追问:"他和我开的什么玩笑?"刘墉笑道:"你把‘竹苞’二字拆开来看，岂不是‘个个草包’吗?"和砷这才恍然大悟，心中义羞又恼，虽然当众不便发作，但心中恨得咬牙切齿，暗暗下定决心要报此仇。自从这一回，纪晓岚便与和砷这个专会巴结奉承的权臣结下了仇怨。
　　　　　　　　　四、谪戍天山

乾隆南巡图 清 宫廷画家
　　果然时隔不久，纪晓岚同和砷的关系便紧张起来，和砷几次进谗言，参奏纪晓岚。但纪晓岚也是乾隆的爱臣，乾隆见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便劝慰和砷一番后了事。　　和砷的阴谋不能得逞，哪里会善罢干休。终于，在乾隆三十三年夏天，和砷找到了报复的机会。这年春天，尤拨世当了两淮盐政，到任后风闻盐商积弊，也想趁机捞一把，但他居然索贿不逐，气恼之下向朝廷奏报前一任盐政普福借盐引贪污索贿。乾隆大惊，因为两淮盐引一项，己有二十多年没有上报备案了，其中说不清会有多少蒙混侵蚀的情弊。乾隆于是密派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拨世进行清查。两淮盐引案就这样悄悄地拉开了序幕。这是乾隆一朝著名的大案之一，其株连之众，史所罕见。　　彰宝、尤拔世接到皇上谕旨，立刻加紧盘查，不久即查出多起大案。纪晓岚的亲戚原任运使卢见曾也牵连在内。早在案发之初，和绅即得知此案牵连到卢见曾，心中暗自得意，便派人秘密监视纪晓岚的动静。此时纪晓岚也是左右为难，最终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拿了一撮食盐、一撮茶叶，装进一个空信封里，用浆糊把口封好，里外没有写一个字。然后差人连夜送到卢家。卢家细想之下，明白了信封的用意:"盐案亏空查(茶)封。"于是急忙补齐借用的公款，并将剩余的资财，转移到别处。查抄的人来时，己经是半月之后了。　　和砷不肯善罢干休，便三番五次地向乾隆状告纪晓岚泄露查盐机密。乾隆也觉此事有些溪饶，便亲自查问纪晓岚。纪晓岚看自己否认也无益，索性坦承其事。乾隆虽有些不悦，但又钦佩纪晓岚才智过人，于是将他从轻谪戌乌鲁木齐。和砷本以为，这次能将纪晓岚置于死地，没想到他竟然能死里逃生。不过这次报复得手也使他暗吐了一口气。 　　　　　　　　
　五，奉旨修书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十二月，乾隆帝下旨赦免并召还在乌鲁木齐戍边的纪晓岚。次年正月，乾隆下诏令其编修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在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举荐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四库全书》的编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间的一个盛举，对于纪晓岚来说，更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开始编纂后，纪晓岚日坐书城，博览群籍，寻章逐句。首先根据纂修官撰写在初步清理甄别书籍后提出了"应刊刻"、 "应钞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意见，经乾隆帝过目之后，再对纂修官撰写的各篇书目提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订。从作者的年代、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要旨、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原撰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予以修改。最后再按照传统目录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排序编次。如此浩繁的工程，前后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编成 《四库全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由于孙士毅在 《四库全书》馆时间较短，编修工作大多依靠纪、陆二人之力，而尤以纪晓岚的功劳最大。　　此外，在编修过程中，纪晓岚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次，乾隆驾临圆明园，巡视 《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纪晓岚正一边吸烟一边不停地忙碌，一锅烟刚吸到一半，忽然听得 "万岁爷驾到"的喊声，匆忙之间忘了磕去烟锅里的火，随手将烟袋插人靴筒里，跪倒在地给万岁爷请安。站起向皇上回话时，觉得脚躁上火辣辣地疼，原来是吸燃一半的烟火将他的袜子烧着了，但皇上正说着话，又不好打断，他只好咬牙忍着，疼得站立不稳，腿直打颤。正要跪倒禀明，乾隆看他举动失常，满脸是焦灼难耐的表情，奇怪地问道:"纪爱卿，你是怎么了?" "臣……臣靴子里，走……走水(失火)啦!"纪晓岚强忍着钻心剧痛答道。 "啊?"乾隆一听急忙挥手道:"快点出去!"纪晓凤跑到殿外，顾不得有失体面，坐在台阶上，一下子扒掉鞋袜，一股黑烟立刻冒起。看看脚上的皮肉，己经烧焦了一大块。乾隆和殿内的人出来看时，纪晓岚的烟锅还插在靴筒里，与靴子一同冒着烟，人们一时被逗得笑弯了腰。
六，扈驾南巡

文澜阁 清
　　乾隆在位期间曾多次南巡，或是称奉皇太后旨意，查阅海塘，或是称带皇子巡视，考察吏治，理由都是堂堂正正。这次，乾隆想让纪晓岚陪他南巡，又怕他出言劝谏。于是把纪晓岚召到宫中间道:"纪爱卿，肤来问你，江南山水，秀甲天下，你可愿去游览一番?"纪晓岚见皇上突出此言，一时不知是什么意思，以为皇上要放他外任，心中倒有些高兴，便答道:"江南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臣督学福建时就曾领略过江南美景。如蒙皇上垂爱，微臣愿意供任江南。"哪知道乾隆笑道:"朕怎么舍得让你离开朕呢?既然你对江南也有向往之意，正好陪朕去南巡。"纪晓岚一听，心中连呼上当，但已中了乾隆圈套，几次出言劝谏，隆只是不听，无奈只好扈驾出游。 　　这一日，君巨游到杭州西湖，见湖水碧绿如玉，波澜不惊，靠近湖边的水面上，荷花亨亭玉立，煞是好看。乾隆见此美景，不由诗兴大发，脑中出现一句绝妙的上联，便对纪晓岚说道:"朕有一句上联，不知纪爱卿能否对上?此联便是:湖里荷花攥红拳打谁？纪晓岚听了，看见湖岸上种的蓖麻，不由脱口对出下联:"岸边麻叶伸绿掌要甚?"乾隆一听，立刻沉下脸来，他本想借此联为难一下纪大才子，戏弄戏弄他，谁知纪晓岚答得这么快，心中甚是不悦。纪晓岚一见乾隆变了脸色，马上明白了原因，心中暗骂自己不小心，只得默默无语地跟在乾隆身后，打算找机会弥补过失。 　　到了八方亭，乾隆登到亭上，向远处眺望，西湖美景尽收眼底，又有清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乾隆心中盛赞此美景，又想到一句上联，自觉十分绝妙，便朗声吟道:"八方亭，亭八方，孤立于亭上观八方八方八八方!"纪晓岚正愁没有机会弥补前罪，闻听此联，扑通跪倒在地，惶恐地高声说道:"万岁爷，爷万岁，臣跪在爷下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一听大喜，说道:"爱卿平身!肤赏你黄金百两!"纪晓岚站起身，心中松了一口气。　　由此一端，可见纪晓岚的机敏圆滑和应对之捷，亦可见其极善体察圣心。　　纪晓岚出身富贵，足登显宦，不会忠实地谋求贫苦百姓的利益，但他为人正直，也确实为百姓办过一些好事。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夏，京城一带大旱，次年又逢春旱，可谓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百姓饥渴号呼，难民沿路乞讨。纪晓岚得知并亲见此景，于是上疏请求放粮贩灾，言辞十分恳切。乾隆批准了奏议，放粮赈灾。纪晓岚还亲自监督放粮的官吏，以防他们中饱私囊。纪晓岚政绩平平，这种赈灾的义举成了他仕途上的一个亮点。
七、阅微之著
　　嘉庆五年八月，纪晓岚的笔记体小说 《阅微草堂笔记》有五种二十四卷编订刊行，由门人盛时彦作序。　　纪晓岚历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总是一心秉承圣意，心事主，因而无甚政绩可言。但他毕竟还有不甘寂寞的一面，《阅微草堂笔记》便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就的。其中的作品是纪晓岚追忆往日见闻的杂记之作，采访范围极广，上自官亲师友，下至皂隶士兵。内容极其繁杂，几地方风情、宦海变幻、典章名物、医卜星相、铁闻逸事、狐精鬼怪，几乎无所不包。全书共四十万字，收故事一千二百余则。　　纪晓岚学宗汉儒，对道学虚伪有所抨击。《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多处以嘲弄口吻讽刺所谓道学家的迂腐虚伪。　　嘉庆十年二月十日，纪晓岚受了风寒，从此一病不起。二月十四日，纪晓岚昏睡一天后，醒来精神异常振奋，儿子、儿媳赶忙送来了莲子羹。喝了一小半，纪晓岚摇头示意不喝了，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想了一个对子，你们对对吧！" 接着就吟出一句:"莲(怜)子心中苦"。儿子、儿媳哪有心思对对联?只得佯装思考。纪晓岚此时又用更低的声音说道:"何不对、对 。梨(离)儿……腹……内……酸……'"说罢，闭上了双眼。一代文豪、风流才子结束了他的光辉一生。

法国总统的中国情结

深厚的历史渊源与传统友谊。更有意思的是，从戴高乐将军到希拉克总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都有一股不解的“中国情结”，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早已在中法外交史上传为佳话。
　 戴高乐：中法邦交的奠基人一直期待访华
　　戴高乐将军无疑是中法友谊的大功臣。正是在这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倡导下，中法两国于1964年建交，使中国在冷战“铁幕”下实现了外交“破冰”之举。戴高乐的这一惊人之举决非偶然，他很早就十分关注中国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曾用略带神秘的口气预言：“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戴高乐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并“会一会已成为神话的毛泽东”。1966年戴高乐约见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亲自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意在为其正式访华铺路。1967年1月的爱丽舍宫新年招待会上，戴高乐夫人向黄大使的夫人委婉地道出了有生之年去中国的愿望,“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梦……”
　　也许是英雄间的惺惺相惜，戴高乐的仰慕得到毛主席的多次回应。毛泽东在同法国特使贝当古的一次谈话里，曾15次提到戴高乐的名字。他说：“戴高乐是当兵出身，我也是。我在军队里生活了12年……”他曾用自己后来与尼克松讲的话说：“我喜欢右派——特别是戴高乐这样敢和美国人叫板的右派。”
　　尽管两位伟人都期待着能相见，但由于中法双方当时都希望对方主动迈出第一步，互访计划一直没能实现。辞去总统后，戴高乐曾考虑以私人身份访华。他对自己的夫人说，打算在1971年6月实现访华愿望。1970年11月，戴高乐将军猝然辞世，此前他刚刚派特使前往中国为访华计划投石问路。噩耗传到中国后，毛泽东迅速发去唁电，称“戴高乐是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斗士”。
　　蓬皮杜：第一位访华的法国元首
　　戴高乐总统的遗愿由其继任者蓬皮杜所实现。作为戴高乐的密友,蓬皮杜青年时代便对中国有所了解。蓬皮杜夫人曾回忆说，她与丈夫对中国的最早认识源于保尔·克洛岱尔的诗集《认识东方》，这位杰出的法国作家在诗集中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让蓬皮杜对这个文明古国产生了向往之情。
　　1973年9月，曾让戴高乐将军生前期盼、让蓬皮杜总统激动不已的时刻终于来临。应中国政府之邀，蓬皮杜总统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成为西欧国家第一位访华的在任国家元首。他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的迎接，还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故宫。蓬皮杜总统受到中国政府的最高礼遇，毛泽东主席没按惯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而是在中南海自己的寓所亲切会见了他。对毛泽东景仰已久的蓬皮杜不仅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还将一幅艺术壁毯赠与毛主席。
　　令人感动的是，蓬皮杜此次访华时已身患癌症。而同样饱受癌症晚期之苦的周总理亲自对接待工作进行周密安排。尽管政务繁忙，周总理还是从北京到外地，全程陪伴蓬皮杜总统。蓬皮杜总统后来多次感言称，周恩来是他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位。
　　德斯坦：用中文朗诵孔子的名句
　　蓬皮杜总统的继任者德斯坦虽未有缘同毛泽东会面，却对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保留着一段美好记忆：德斯坦1974年就任法国总统的前几周，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当时蓬皮杜总统已重病缠身，毛泽东和来访者谈及下届法国总统的人选。毛泽东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国家元首听罢很吃惊。德斯坦本人后来听说这事也非常惊讶，他曾感慨地说：“我当时既年轻又缺乏名气。毛泽东主席知道我要当总统，这足见他对法国政治的了解及其准确的判断力。”或许是由于这段未曾谋面的情缘，德斯坦在毛主席逝世时亲自参加了中国驻法使馆举行的悼念仪式，而此前尚没有法国总统造访外国使馆的先例。
　　德斯坦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才华横溢，早年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化。1993年，德斯坦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毫不谦虚”地称，他比较了解中国的历史，且正在研究汉、宋、明、清的中国历史，尤其关注19世纪的中国史。他说：“19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关系最恶劣的阶段。欧洲人不了解19世纪的中国，我想知道原因何在。”
　　为直接阅读中文原著，德斯坦在古稀之年学起了中文。他特聘了一个中文教师，每晚睡觉前还要读会儿中文。这位法国老人的努力印证了那句中国古话，“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年，德斯坦在中国参加一次文化研讨会时，居然用中文朗读了孔子的名句，“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语罢，满座皆惊。
　　密特朗：十分推崇中国文化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中，密特朗是惟一的左翼人士。他的政治理念本应使他与中国更加亲密，但他执政的时期也是中法关系最跌宕起伏的年代。尽管如此，密特朗本人仍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密特朗曾3次访问中国，对东方古国的重大变迁深有体会。1961年春，他作为在野党领袖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得到毛主席赠予的一对中国织锦靠垫。密特朗的首次中国之行收获颇丰，他游览了不少城市，还记录了诸多见闻。1962年，密特朗的专著《中国面临挑战》一书隆重问世，使密特朗声誉倍增。1981年，密特朗二访中国，并参观山东孔府大庙。他兴致勃勃地在庙前拍了照片，并为照片起名为“倾听龙的声音”。
　　几个月后，密特朗问鼎爱丽舍宫，并于两年后以总统身分再次来到他熟悉的中国。
　　同德斯坦一样，密特朗对中国文化也十分推崇，还仔细阅读了巴金、曹禺等中国著名文人的作品法译本。此外，他同不少著名的旅法华人学者私交很好，常邀请他们聚会巴黎的大小中餐馆，畅谈古今。
　　希拉克：中国青铜器的鉴赏专家
　　对中国最有感情的法国元首当属现任总统希拉克。早在少年时代，希拉克就在一位白俄家教的指导下研习东方文化，而且经常参观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集美博物馆。该博物馆藏品颇丰，让少年希拉克大开眼界。尤其是那里的青铜器和宋瓷等中国古代艺术珍品，更让希拉克从小与东方文化结下不解之缘。此外，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情有独钟，曾当众用法语即兴背诵唐诗。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希拉克向朋友们表示，他有个心愿，就是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唐代“诗仙”李白的电影剧本。
　　出于对中国青铜器的特殊爱好，希拉克熟读各种青铜器专著，并能对相关展览中的许多珍品进行专业评价。外交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97年，希拉克在访华期间曾造访上海博物馆，并同馆长马承源一见如故。谈话期间，73岁的青铜器泰斗马承源把他的专著《中国青铜器全集》的前十四本赠与希拉克。当看到书中的一张图片时，希拉克脱口而出：“这是不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青铜器？”面对法国总统如此专业的提问，中国老专家惊讶不已，愣了好半天才点头称是。不料希拉克不仅知道它的名字，还将36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特征娓娓道来。法国元首与中国专家万里相聚，越聊越起劲，以至于希拉克的专机不得不推迟起飞。
　　希拉克对中国文物的酷爱也提升了中国文物本身的国际声誉。1978年，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来到心仪已久的古都西安，成为第一个参观秦陵兵马俑的外国人。当成百上千的兵马俑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时，他震惊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希拉克的评价被国际媒体广为引用，对中国兵马俑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两年前的春节期间，记者曾参加在法国总统府举行的华人招待会，亲身体会到希拉克总统深厚的中国情结。与会者除了旅法的华人华侨代表，还有中国驻法使馆及中资机构的代表等上千名嘉宾。记者此前也在不同场合见过希拉克，但那天他尤其显得神采奕奕。一般来讲，总统在致辞完毕后即可退席，最多再同部分来宾礼节性地握握手。而希拉克总统那天致辞后在现场停留了1个小时，几乎同每位来宾握手致意，并不厌其烦地接受大家的拍照邀请。《世界报》常驻总统府记者拉法埃尔·芭凯当时对记者说，希拉克公务缠身，能以如此罕见的姿态接待普通来宾，足见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意。


And the history of profound traditional friendship. Even more interesting is that from General de Gaulle to President Jacques Chirac,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 of the presidents have a puzzling "China complex" and many of them already well-known story in the French Diplomatic History upload was legendary. Charles de Gaulle: the founder of the Sino-French relations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visit
General de Gaulle is undoubtedly the hero of the French friendship. It is in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s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initiative, China and Franc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64, China in the Cold War "iron curtain" to achieve a diplomatic "ice-breaking" move. Charles de Gaulle this astonishing move by no means accidental that 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long overdue, "than to have a long recorded history," countries with ancient civilizations, have used slightly mysterious tone predicted: "Maybe the next century , China will becom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untry. "
Charles de Gaulle has been a wish to personally set foot on the land of China, and "will be one of Mao Zedong has become a myth." Met with Charles de Gaulle in 1966 when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France Huang Zhenhua, personally invite Premier Zhou Enlai's visit to France, aimed at paving the way for its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January 1967 New Year reception of the Elysee Palace, the wife of Charles de Gaulle, wife of Ambassador Huang euphemistically lifetime to China, has expressed the desire, "to go to China to me is a dream……"
Perhaps the Xingxingxiangxi is a hero, Charles de Gaulle's many admirers by Chairman Mao's response. Mao Zedong in the same French envoy Betancourt, a conversation was mentioned 15 times the name of Charles de Gaulle. He said: "Charles de Gaulle is the soldiers who, I am also. In the military, I have been living 12……" He has used his speaking later with Nixon as saying: "I like rightists - especially this dare to Charles de Gaulle Challenge and the right-wing Americans. "
Although the two great men are looking forward to playing each other, but because both China and France at that time that the other party take the initiative to take the first step, the scheme has been no exchange of visits can be realized. Resign as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 had considered a private visit. He said his wife, intend to June 1971 visit to China wishes to achieve. November 1970, the sudden death of General de Gaulle, after he had just sending a special envoy to visit China for the stoning of the road plan. After the news spread to China, Mao Zedong sent to the rapid, "Charles de Gaulle is to safeguard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French indomitable warriors." Pompidou: the first visit of the heads of state of France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s behest by the Pompidou successor achieved. As a close friend of Charles de Gaulle and Pompidou youth will gain som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Pompidou had recalled his wife said that she and her husb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arliest poems from the Paul Keluodaier "Recognizing the Orient", the distinguished French writer in the collection of objective and thorough introduction to China, Pompidou on this ancient civilizations had a yearning for the community. In September 1973, had hoped in. General de Gaulle, President Pompidou was very excited when the time has finally come.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esident Pompidou start his state visit to China and become the first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 visit China in the head of state. He at the airport by Premier 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 just back to work to meet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is still in high spirits, accompanied by Deng Xiaoping visited the Palace Museum. Pompidou presiden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highest etiquette, Chairman Mao Zedong did not interview him in the Great Hall of practice, but in their own apartments met had a cordial meeting with him. Mao Zedong have long respected the Pompidou Chairman Mao not only to express their own feelings of admirers, will be an artistic tapestry as a gift to Chairman Mao.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at the Pompidou's visit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cancer. 饱受cancer and the same suffering from the late Premier Zhou personally work on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for the reception. Although Chief peak, Premier Zhou or from Beijing to the field, accompany President Pompidou. Later, President Pompidou said many comments, Zhou Enlai, he is seen by the world leaders in one of the deepest impression. Goldstein: recite the Chinese Confucius once
Pompidou's successor Predestiny Goldstein has not yet met with Mao Zedong, the rhetoric of the founder of the new China retains a wonderful memory: D'estaing 1974 became France President of weeks before, an African head of state to visit China. President Pompidou was seriously ill entangle, Mao Zedong and visiting French President to talk about the next candidate. Mao Zedong said: "I know who the next President of France, Mr. Goldstein is Jishikaer." African Heads of State who heard quite surprised. D'estaing I later heard that this is also very surprised that he had said with deep feeling: "I was both young and the lack of fame. Chairman Mao Zedong know I want to be president, It serves to show that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French political and accurate judgement." Perhaps this is not seen as the music Goldstein in the death of Chairman Mao, was personally attende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France at the commemoration ceremony, but had no French president to visit foreign embassies precedent.
Goldstein is the history of France's youngest president. He very talented and early on began to study Chinese culture. In 1993, Goldstein in 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 media had "not humble," and said he was mor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history, and is on the Han, Song, Ming and Qing China's history,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China. He said: "The 19th century is China's relations with Europe, the worst stage. Europeans do not understand 19th century China, I would like to know why."
Directly read Chinese original, Goldstein in the seventies, to learn the Chinese. He founded a Chinese teacher, every night, to sleep a little reading before the Chinese. The efforts of France elderly China confirms sentence saying, "Hard work pays off." In 2000, D'estaing in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a cultural seminar, to resort to reading the Chinese Confucius once said, "gentlemen's no struggle, it also-between, Yi and let rise, but to drink their struggle also gentleman. " Pragmatic stop, the full death, shocked.
Mitterrand: very respected Chinese culture
French presidents of the Fifth Republic, Mitterrand is the only person left.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s should be more intimate with China, but he is also the ruling during the ups and downs in Sino-French relations era. Nevertheless, I still Mitterrand and China have deep origins.
Mitterrand visited China three times, the ancient Oriental major changes the situation. 1961 spring, as opposition leaders he first set foot on the land of China, Chairman Mao received a gift of China's brocade Cushion. Mitterrand's first visit to China productive session, he toured the many cities, but also recorded a lot of knowledge. 1962, Mitterrand dedicated "China is facing challenges," a book come out solemnly, Mitterrand reputation doubled. 1981, Mitterrand 2 visit to China, and visited Shandong Confucian Residence temple. He happily took a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temple, as well as photo named "Dragon listen to the voices." A few months later, Mitterrand won Elysee, and after two years as president once again came to the status he was familiar with China.
With D'estaing, Mitterrand of Chinese culture is also very respected, but also carefully read the Ba Jin, a famous Chinese scholar Cao Yu, and other works of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he and many famous Chinese scholars in France relatively well, and often invited them to meet the size of a Chinese restaurant in Paris, talked about ancient and modern. Chirac: China bronze Appreciation experts
most of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head of state was the incumbent French President Jacques Chirac. Early in the juvenile age, Chirac Belarus tutor in a stud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riental culture, and often visited France Jimei Oriental Art Museum - Museum. The size of the museum collections, juvenile Chirac an eye-opener. Especially where the Song Ci and other Chinese bronzes and ancient ar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riental culture from Chirac forged special ties. In addition, he also fond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has publicly recite Tang poetry in French improvisation. In a private meeting, Chirac to friends that he has a wish that on the completion of a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Shixian" Li Bai's screenplay. China's bronze for the special hobbies, Chirac familiar with the various bronze monographs, and can be related to the many treasures in the exhibition for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So popular among the diplomatic community a story: In 1997,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Chirac had visited the Shanghai Museum, and curator of the MA Chengyuanyijianrugu.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the 73-year-old bronze greatest Ma Chengyuan his monograph,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bronzes," the former 14 gift Chirac. When he saw a picture of the book, Chirac blurted out: "This is not the Erlitou Culture three bronze?" In the face of such a professional French President a question by the old China experts by surprise, Leng said the Haobantian only nod Yes. Unexpectedly, Chirac not only know its name, will be 3600 before the Erlitou culture of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speaks tirelessly. France heads of state to meet with Chinese experts Miles, the more chat about the zestful, so Chirac's plane took off had to be postponed.
Chirac on China's heritage and fond of the Chinese heritage and also enhances their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1978, the then mayor of Paris, Chirac has long been the preference to the ancient capital of Xi'an, becoming the first foreigners to visit the Qinling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Wh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lifelike appearance in front, he was shocked to say: "There are seven miracles, the Qin terracotta figures graves found堪称Eighth Wonder." Chirac's rating by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widely quoted, China's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to the wor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Showing the true, seeing is believing.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wo years ago, the reporters ha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rench presidential palace in the Chinese press conference, President Chirac experienced the profound feeling toward China. Apart from France was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and Chinese Embassy in France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Chinese-funded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1,000 guests. Reporters after Chirac also met on different occasions, but especially the day he appeared which radiated power and vitality. Generally speaking, in a speech after President can withdraw from most of the guests to the same courtesy to grip handshake. And French President Jacques Chirac at the scene the day after the speech at the one hour, almost shaking hands with each of the guests, and we take the trouble to accept the invitation of the camera. "World Journal" reporter Rafah Permanen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不断交流、整合和发展的汇萃。她的中和、兼容汇通等特质，使她能够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地渗透流传，既可以融合于其他类型文化之内，又可以和谐地独立存在于其他文化区域之间。中华传统文化的播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别具一格。　　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自秦汉开始不断向海外传播、移植，在东亚、东南亚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这种影响辐及欧美。从文化播迁的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二）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三）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这三个阶段递相嬗变，各具特征。但第一阶段说的是在华侨出现之前的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　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　　16世纪以后，华侨出国经商谋生逐渐增多，华侨聚居区星星点点散布于海外城镇。负荷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口，通过自身的迁移与侨居，将中华文化移植异域，形成华侨文化，在东南亚各地及后来在美洲滋生蔓长。　　西方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其殖民经济体系，华商的中介、华工的拓荒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形成华侨出国的外部拉力。福建、广东沿海，海外贸易素有传统，不少人出国经商。在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现一些海商武装集团，以武力为后盾经营中国与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贸易。同时，人口压力日渐增强，也驱动农民出海谋生。此外，朝代鼎革、政治动荡，也驱使一些军民出洋避难。　　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有几个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占地为王，如广东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数千闽粤军民，“雄视一方”（注：《明史》卷324，三佛齐传。）。今马来西亚沙巴的一个小港仍被称为 “林道乾港”，相传为林道乾所部海商武装与西方殖民者遭遇败退留居之处。在爪哇，有广东及漳州人移居，在一片沙滩之地上建起“百货充溢”之贸易港口，遂名新村，《瀛涯胜览》“爪哇国”载：“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注：又参见《东西洋考》卷3， 下卷。）柬埔寨有篱木洲， 也是“华人客寓处”。印尼的巴达维亚、 菲律宾的涧内、泰国大城的奶该、缅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华人聚居区，巴达维亚、涧内华人曾达二三万人。　　早期华侨聚居区一度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自成一体的社区，华侨文化与土著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并立。17世纪下半叶，明朝遗臣莫天赐开发今柬埔寨河仙，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一时文风蔚然，几与中土媲美。（注：黄铮：《从〈嘉定通志〉看越南华侨的历史功绩》，载《印度支那研究》1980／12月增刊。）1777—1886年加里曼丹岛的兰芳公司，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海外尝试，其首领罗芳伯自号“大唐客长”，重视中华文化教育，远道聘请中国书生开设讲堂，免费教授。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明清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莠民、弃民，不时实行海禁，不许华侨返回故乡。这使华侨出国时断时续，也使华侨不得不长期寓居异乡。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不少华侨聚居区，文化的传承缺乏连续性，中华文化的这些移植点多自然消失。一部分华侨，单身男性（此时绝少有中国女性出国）多与当地土著婚配，繁衍混血后代，衍生混血族群，形成杂交文化。　　例如，婆罗洲的杜孙人，自称系华人后裔，初来种植胡椒，招致中国亲友，纳杜孙妇女为妻，繁衍成混血的杜孙人。其所著衣衫，所戴金属装饰品均同中国，栽植稻谷纯粹华法，并保留有敬神焚香之俗。（注：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三章。）南越的明香（明乡）人、缅甸的桂家、敏家，都是明军残部流亡国外的后裔，与土著长期融合同化，但仍保留汉族习俗和信仰。缅甸的桂家村寨，都有一间小庙和一尊神像，祭祀祖先，小庙中的文字全为汉字，直到近代，他们见到来自云南的商旅，都以老乡之情热心接待。菲律宾的伊戈洛特—华族（Igorrote　 -Chinese），是明末广东饶平籍人林凤所部 “海盗”与土著杂居通婚的后裔，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自认为其后裔。菲律宾还有被称为“美斯提索”的族群，指华侨与土著的混血后裔，现在占总人口的5％， 几乎完全被菲西社会所同化。印尼的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侨群体相对，虽已不懂华语，但仍保留若干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海峡华人俗称峇峇（Babas），形成于18世纪，在政治上倾向于大英帝国， 在种族上认同于华族，在文化与宗教信仰上多源于中国，生活习俗则融中、英、巫于一体。　　19世纪中期以后，华侨华人社会急剧扩大并发生深刻变化。五口通商，西方殖民者的经济侵略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在小农经济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庭手工业受到致命打击。广东、福建首当其冲，大量农民破产。其时正值东南亚殖民经济体系建立和发展时期，北美亦进入开发高峰，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以契约华工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移民就在这种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大规模的出国潮，奠定了近代华侨社会的基础。华侨分布日益广泛，至二战前后，东南亚各地，如“千岛之国”的印尼和菲律宾，几乎每个岛屿都有华侨居住，绝大多数华侨则聚居于各大城镇，在城镇总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937年马来亚（包括今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与新加坡）华侨达210余万，占总人口的41.4％，其中新加坡占76.5％， 而在马来半岛的21个重要城镇中，华侨人数超过居民总数50％的就有17个。曼谷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华侨人口一直占全部居民的1／2至2／ 3 。1937年，南越重要商业城市堤岸的华侨人口占全部居民的49％，在西贡和柬埔寨的金边，亦达30％左右。（注：转引自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5页。）珠江三角洲的广府农民则通过国际港口香港和澳门，远涉重洋，移徙到遥远的美洲及檀香山、澳洲。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在世界各地城镇聚居，形成自成一体的华侨社会。　　亲带亲，友带友，由宗亲或同乡牵引出国，连锁式互相提携的移民形式造成同乡同族聚居同一地区的现象。如泰国、柬埔塞以潮州人为主，菲律宾则以漳泉人为主，北美以广府（珠江三角洲）人为主，檀香山以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占多数。与此相关，华人的职业分布也往往带有地域性。亲友相帮共谋生计下的华侨，其职业分布往往是以方言群为主集聚的，如19世纪旧金山的进出口行业全部被三邑侨商所垄断鞯厍南匆鹿萑床僮菰谔ㄉ较厝耸掷铩＃ㄗⅲ郝罄袂骸洞踊鹊交恕兰兔拦松缁岱⒄故贰罚愀廴榈?992年版，第26页。）　　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同乡同族聚居城镇的分布而移植异邦，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乡会馆、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也移植过去。以地缘纽带维系的同乡会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同姓宗亲会、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与商会，以及各种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秘密组织，普遍存在于每一处华侨聚居区。这些社团的活动能量和社会作用，远过于中国本土的同类组织。客居异国，人地生疏，华侨谋生有赖于同乡同族之间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华侨面对的通常又是种族歧视的世界，而贫弱的祖国无力保护，华侨唯有抱成一团。　　作为所在国的外侨组织，在华侨与当地民族尚没有密切融合甚至是相对独立的情形下，华侨社团成为内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华侨的生老病死都与侨团紧密相关。在新客华侨远涉重洋初抵异域时，侨团是他们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侨团负责为之寻找、联系工作以资谋生。华侨之间出现矛盾由侨领调解和仲裁；华侨子女稍长送入侨团建立的义学和其他华校；病倒了有自己简陋的医院；生计无着时有慈善救济；身死异地，葬入义山，或运回故乡，如美洲的苦力华工遗骨，侨团组织船只千里迢迢运回故土安葬。在19世纪美国华侨社会中，会馆是权力机构，负有保护照顾同乡的责任。移民初抵，侨团派人接应到会馆登记注册，并暂时安顿下来，等待找寻、安排活计，淘金热期间还贷款资助乡亲前往矿区。回乡之前，也要经会馆查实已经偿清债务。（注：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9、32页。）侨领则极类似于中国基层社会的乡绅。在传统中国，科举及第、官品高低、土地的多少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表征，乡绅是农村社会的无冕领袖。在华侨社会，官品、科举都与之遥远，唯有财富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尺，商人遂成为侨领，他们的作用比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兼为华侨自治社区的“父母官”。　　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激烈的内讧争斗，既是广东、福建农村宗族之间、村落之间、方言群之间械斗的海外延续，更表明华侨社会自成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土著社会。如果华侨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区，华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就难以发生频繁的有组织的内部争斗。华侨华人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帮派矛盾，盘根错节，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　　华侨社会与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相对独立性，使移植异域的中华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辫，女子缠足，身着“唐装”（男子穿布纽襟衫和宽头裤，女子穿布纽斜襟），与土著的差异一目了然。饮食上，中式竹筷与西式刀叉、东南亚土著的手抓迥异，礼俗上的区别更为繁复。关帝、天后、观音、城隍等神庙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随着华侨的宗教信仰而“落户”海外，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与庆祝活动也在海外展开。在价值观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脉代续、香火延绵……。　　华文学校普遍兴起，初以私塾和帮立学校等形式存在，讲授四书五经，灌输中国传统价值观念。1902年槟榔屿创办中华学堂，除讲授现代新学外，其办学宗旨仍然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节。现代化学校从此逐渐增多，各地华校创办者都希冀：“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注：《椰荫馆文存》第2 卷，第223页。）华文学校一直处于中国政府教育部的间接控制之下。至二战前趋于鼎盛，二战之后更达到高峰。在马来亚，1938年有华侨学校759所，大部分创办于二三十年代，学生9.4万人。1950年增至1648所，学生27.6万人。印尼学校1957年接近2000所，学生42.5万人。同一时期，泰国有华校426所，越南270所，缅甸250所，菲律宾149所。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于1956年在新加坡成立。　　华文报刊自19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为中国报纸之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它们在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　　在移居国，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8页。）优裕者关怀宗族乡梓，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交通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注：见《侨汇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第14—15页。）战前厦门地区80％的家庭有赖于侨汇。　　在强烈的中国倾向驱动下， 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侨民的态度，逐渐承认华侨为“大清子民”，“宣慰”、优抚、嘉奖，逐渐频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保护侨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驻美公使，随后在旧金山、纽约设立总领事馆，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开明官员左秉隆、维新人士黄遵宪等出任总领事。他们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责任，在华侨中宣扬对祖国的效忠，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整顿侨团流弊，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矛盾，整合华侨社会。此时正值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新客华侨的大量涌入，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加强，使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移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华侨民族意识萌发。20世纪以来，各地都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侨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　　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号，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孙中山高度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如火如荼，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华侨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　　中华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入，至抗日战争时达到顶峰。华侨的精神世界，完全是一个中国世界。有位印尼土生华人的话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海外华人要依靠祖国才能取得在异乡的崇高地位，“土生华人必须协助中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注：廖建裕：《林群贤传：印尼土生华人的政治与民族认同》，载《现阶段印尼华族研究》。）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华文化向海外移植，在当地主流文化中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的自成一体的华侨文化。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异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二　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　　19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南亚殖民体系崩溃，独立的民族国家相继崛起，对华侨纷纷采取强制的或温和的同化与融合政策。同时，中国大陆与世界的隔绝，使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中断，中华文化的代续与传承深受影响。国内实行土地改革，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华侨逐渐转变为华人（华族），即由Overseas Chinese转变为Ethnic Chinese，中华文化在海外发生变异，由华侨文化转变为华人（华族）文化。　　这种转变也是华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的中国移民绝少女性，华侨社会基本上属于单身社会，因而具有强烈的流动性，侨居心态浓厚。或者华侨与土著结婚混居，衍生为杂交后裔，乃至被完全同化。20世纪初，女性移民逐渐增加，两性悬殊的情况开始缓和。这使华侨社会渐趋稳定，更重要的是形成纯华人血统后代，即“侨生”，他们的价值观念、经济利益与新客华侨有所不同，与所在国的关系更趋密切。土生华人，无论是侨生还是混血，随着他们在华侨华人社会中比例的不断上升，华侨社会受其影响愈来愈大，并逐渐发生演变。至五六十年代后，逐渐完成了从华侨向华人的转变进程。目前在东南亚十国中，共有华侨华人2000余万，其中华侨只有86万。　　以美国为例。19世纪美国华裔土生人数少，不足一成，并被视为次等华人。至1930年代中，土生华人已占半数。他们作为美籍公民，受美式教育，操英语，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较深。这样，在华侨华人社会里，出现深受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影响的社会成分，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日渐生疏。这个群体日益扩大着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推动着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不过，二战前认同美国的土生华人，尽管他们几乎西化，但仍强烈地遭受到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存在着矛盾心理，在美国化与中国化之间彷徨。战后，种族平等成为美国的国策，排华措施逐渐取消，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提高，经济处境改善，接受美国文化较深的土生华人，推动着华人社会朝向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方向的发展，疏远了中国传统文化。　　华人入籍后，由效忠中国转变为效忠所在国，从中国侨民变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国家形态上来界定其民族属性，都是所在国的国民。从人种或血缘关系来界定其民族的自然属性，华族仍然是龙的传人；从社会文化方面界定民族的文化属性，华族文化仍具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或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这两个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华族作为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和生理基础，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存在。应该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因此，华族不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世界范围内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每个国家的华族是各自国家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各不相同。　　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在华人文化中已不复存在，因为华人在政治上已完全认同于所在国。不仅如此，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华人被主体民族同化融合的过程。华人在作为少数民族的演进过程中，致力于当地社会的整合。华人作为少数民族融于所在国的国家民族之中，在文化上则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国家文化的边缘形态。　　侨居心态大大减弱，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作为当地一个族群成为华人自觉意识。华人积极争取公正平等的地位待遇，反对种族歧视。他们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加强与友族的交流，自觉参政议政。华侨华人一向远离所在国政治，现在积极参政成为一大趋势。在美国，70年代以前只有极个别的华人精英单枪匹马进入政坛，此后参政成为全美华人的共识，开始采取联合行动。1987年，美国华人名流发表《政治宣言》，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马来西亚则有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有党员50多万，是第二大执政党，此外还有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团结党、华人统一政党等。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是闽南许氏华侨的后裔，她竞选总统时得到菲籍闽南人的大力支持。　　这种转变推动华人自觉探研自身的发展演进史，加强对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研究，1963年，旧金山成立了“华人侨美历史学会”。八九十年代此类学会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如新加坡的南洋研究会、华裔馆，马来西亚的“华社资料中心”（1996年改为研究所），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欧洲的欧华学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则有“国际客家学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等。有关华侨华人的学术研讨会在各地相继举行，并举办各种展览及建立华侨博物馆。　　华文教育方面，华校的数量在二战后达到高峰。50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各国政府相继严格限制或禁止华文教育，华校规模、数量和学生数量锐减。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侨时代的华校，教育的内容与中国本土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其目的是为了灌输中国价值观。华人时代的华校，实际上只是一种汉语培训，旨在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和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基本上只限于语言教学。在一些国家，即使这种汉语教学也不允许公开存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华语地区经济的相继起飞及东南亚华商经济的发展，华语的商业价值增强，华文教育作为一种功能性语言受到重视，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复兴，不过这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已不可同日而语。　　华侨文学，是中国新文化在海外的分支，可称为“漂泊文学”，反映了华侨在异国的失落心态，寄托着游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人文学，则仅含有对血统的认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和想象。　　华侨华人社团也全面当地化，从侨民组织转为当地的国民组织，由战前华侨生命共同体转变为华人文化活动的组织。华人社团形式多样，百花竞放，学术团体、联谊会、武术团体、艺术中心、交流基金、中医中药团体、职业培训班……不一而足。传统社团内增设有妇女组、老年组、青年组。有的社团还发展实业，如马来西亚有“嘉应控股有限公司”、“马潮控股有限公司”等。活动内容多种多样，传统社团拓展服务面，直接服务所在国各族。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节组织者认为，只有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华人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但并不是简单复制中华文化，而是要找寻华人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吸收、消化、融合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强各族文化交流，实现“马来西亚化”。　　应该指出的是，不管如何变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割舍不断的。中国毕竟是华人祖先的国度，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民族“根”的概念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现象。华人文化渊源于中华文化，对根的认同和文化源流关系、亲近关系，必然使二者藕断丝连。慎终追远，华人不仅在广东、福建等祖籍地开展联系，而且涌至其发祥地中原寻根祭祖。在某些地区，华人文化的中华色彩仍然浓厚，在特定的时代，中华色彩也可能回升。在新马华人社会，有华人说，来到这里，就像时光倒流，能够找到本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某些传统。笔者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此言不虚。我有幸出席吉隆坡“广东义山一百周年纪念晚会”，节目内容虽不乏异国风格，但仍是以华人文化为基调。在美国华人社会，华人尽力融入主流社会，但隔阂与距离仍难以消失，他们因此自嘲为“香蕉人”——不管价值观念、内心世界如何美国化，外表黄皮肤黑头发始终改变不了，因此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异类，这种状况使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中华文化。　　世界各地的华族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下生成和发展，因而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各国各地华族文化，在大体相同的起点上演进至今，形成异彩纷呈的局面，这取决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文化氛围、生存环境造就的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沧海桑田，文化变迁的丰富多样耐人寻味。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不断交流、整合和发展的汇萃。她的中和、兼容汇通等特质，使她能够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地渗透流传，既可以融合于其他类型文化之内，又可以和谐地独立存在于其他文化区域之间。中华传统文化的播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别具一格。　　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自秦汉开始不断向海外传播、移植，在东亚、东南亚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这种影响辐及欧美。从文化播迁的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二）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三）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这三个阶段递相嬗变，各具特征。但第一阶段说的是在华侨出现之前的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　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　　16世纪以后，华侨出国经商谋生逐渐增多，华侨聚居区星星点点散布于海外城镇。负荷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口，通过自身的迁移与侨居，将中华文化移植异域，形成华侨文化，在东南亚各地及后来在美洲滋生蔓长。　　西方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其殖民经济体系，华商的中介、华工的拓荒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形成华侨出国的外部拉力。福建、广东沿海，海外贸易素有传统，不少人出国经商。在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现一些海商武装集团，以武力为后盾经营中国与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贸易。同时，人口压力日渐增强，也驱动农民出海谋生。此外，朝代鼎革、政治动荡，也驱使一些军民出洋避难。　　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有几个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占地为王，如广东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数千闽粤军民，“雄视一方”（注：《明史》卷324，三佛齐传。）。今马来西亚沙巴的一个小港仍被称为 “林道乾港”，相传为林道乾所部海商武装与西方殖民者遭遇败退留居之处。在爪哇，有广东及漳州人移居，在一片沙滩之地上建起“百货充溢”之贸易港口，遂名新村，《瀛涯胜览》“爪哇国”载：“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注：又参见《东西洋考》卷3， 下卷。）柬埔寨有篱木洲， 也是“华人客寓处”。印尼的巴达维亚、 菲律宾的涧内、泰国大城的奶该、缅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华人聚居区，巴达维亚、涧内华人曾达二三万人。　　早期华侨聚居区一度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自成一体的社区，华侨文化与土著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并立。17世纪下半叶，明朝遗臣莫天赐开发今柬埔寨河仙，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一时文风蔚然，几与中土媲美。（注：黄铮：《从〈嘉定通志〉看越南华侨的历史功绩》，载《印度支那研究》1980／12月增刊。）1777—1886年加里曼丹岛的兰芳公司，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海外尝试，其首领罗芳伯自号“大唐客长”，重视中华文化教育，远道聘请中国书生开设讲堂，免费教授。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明清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莠民、弃民，不时实行海禁，不许华侨返回故乡。这使华侨出国时断时续，也使华侨不得不长期寓居异乡。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不少华侨聚居区，文化的传承缺乏连续性，中华文化的这些移植点多自然消失。一部分华侨，单身男性（此时绝少有中国女性出国）多与当地土著婚配，繁衍混血后代，衍生混血族群，形成杂交文化。　　例如，婆罗洲的杜孙人，自称系华人后裔，初来种植胡椒，招致中国亲友，纳杜孙妇女为妻，繁衍成混血的杜孙人。其所著衣衫，所戴金属装饰品均同中国，栽植稻谷纯粹华法，并保留有敬神焚香之俗。（注：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三章。）南越的明香（明乡）人、缅甸的桂家、敏家，都是明军残部流亡国外的后裔，与土著长期融合同化，但仍保留汉族习俗和信仰。缅甸的桂家村寨，都有一间小庙和一尊神像，祭祀祖先，小庙中的文字全为汉字，直到近代，他们见到来自云南的商旅，都以老乡之情热心接待。菲律宾的伊戈洛特—华族（Igorrote　 -Chinese），是明末广东饶平籍人林凤所部 “海盗”与土著杂居通婚的后裔，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自认为其后裔。菲律宾还有被称为“美斯提索”的族群，指华侨与土著的混血后裔，现在占总人口的5％， 几乎完全被菲西社会所同化。印尼的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侨群体相对，虽已不懂华语，但仍保留若干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海峡华人俗称峇峇（Babas），形成于18世纪，在政治上倾向于大英帝国， 在种族上认同于华族，在文化与宗教信仰上多源于中国，生活习俗则融中、英、巫于一体。　　19世纪中期以后，华侨华人社会急剧扩大并发生深刻变化。五口通商，西方殖民者的经济侵略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在小农经济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庭手工业受到致命打击。广东、福建首当其冲，大量农民破产。其时正值东南亚殖民经济体系建立和发展时期，北美亦进入开发高峰，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以契约华工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移民就在这种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大规模的出国潮，奠定了近代华侨社会的基础。华侨分布日益广泛，至二战前后，东南亚各地，如“千岛之国”的印尼和菲律宾，几乎每个岛屿都有华侨居住，绝大多数华侨则聚居于各大城镇，在城镇总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937年马来亚（包括今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与新加坡）华侨达210余万，占总人口的41.4％，其中新加坡占76.5％， 而在马来半岛的21个重要城镇中，华侨人数超过居民总数50％的就有17个。曼谷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华侨人口一直占全部居民的1／2至2／ 3 。1937年，南越重要商业城市堤岸的华侨人口占全部居民的49％，在西贡和柬埔寨的金边，亦达30％左右。（注：转引自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5页。）珠江三角洲的广府农民则通过国际港口香港和澳门，远涉重洋，移徙到遥远的美洲及檀香山、澳洲。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在世界各地城镇聚居，形成自成一体的华侨社会。　　亲带亲，友带友，由宗亲或同乡牵引出国，连锁式互相提携的移民形式造成同乡同族聚居同一地区的现象。如泰国、柬埔塞以潮州人为主，菲律宾则以漳泉人为主，北美以广府（珠江三角洲）人为主，檀香山以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占多数。与此相关，华人的职业分布也往往带有地域性。亲友相帮共谋生计下的华侨，其职业分布往往是以方言群为主集聚的，如19世纪旧金山的进出口行业全部被三邑侨商所垄断鞯厍南匆鹿萑床僮菰谔ㄉ较厝耸掷铩＃ㄗⅲ郝罄袂骸洞踊鹊交恕兰兔拦松缁岱⒄故贰罚愀廴榈?992年版，第26页。）　　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同乡同族聚居城镇的分布而移植异邦，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乡会馆、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也移植过去。以地缘纽带维系的同乡会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同姓宗亲会、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与商会，以及各种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秘密组织，普遍存在于每一处华侨聚居区。这些社团的活动能量和社会作用，远过于中国本土的同类组织。客居异国，人地生疏，华侨谋生有赖于同乡同族之间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华侨面对的通常又是种族歧视的世界，而贫弱的祖国无力保护，华侨唯有抱成一团。　　作为所在国的外侨组织，在华侨与当地民族尚没有密切融合甚至是相对独立的情形下，华侨社团成为内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华侨的生老病死都与侨团紧密相关。在新客华侨远涉重洋初抵异域时，侨团是他们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侨团负责为之寻找、联系工作以资谋生。华侨之间出现矛盾由侨领调解和仲裁；华侨子女稍长送入侨团建立的义学和其他华校；病倒了有自己简陋的医院；生计无着时有慈善救济；身死异地，葬入义山，或运回故乡，如美洲的苦力华工遗骨，侨团组织船只千里迢迢运回故土安葬。在19世纪美国华侨社会中，会馆是权力机构，负有保护照顾同乡的责任。移民初抵，侨团派人接应到会馆登记注册，并暂时安顿下来，等待找寻、安排活计，淘金热期间还贷款资助乡亲前往矿区。回乡之前，也要经会馆查实已经偿清债务。（注：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9、32页。）侨领则极类似于中国基层社会的乡绅。在传统中国，科举及第、官品高低、土地的多少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表征，乡绅是农村社会的无冕领袖。在华侨社会，官品、科举都与之遥远，唯有财富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尺，商人遂成为侨领，他们的作用比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兼为华侨自治社区的“父母官”。　　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激烈的内讧争斗，既是广东、福建农村宗族之间、村落之间、方言群之间械斗的海外延续，更表明华侨社会自成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土著社会。如果华侨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区，华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就难以发生频繁的有组织的内部争斗。华侨华人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帮派矛盾，盘根错节，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　　华侨社会与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相对独立性，使移植异域的中华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辫，女子缠足，身着“唐装”（男子穿布纽襟衫和宽头裤，女子穿布纽斜襟），与土著的差异一目了然。饮食上，中式竹筷与西式刀叉、东南亚土著的手抓迥异，礼俗上的区别更为繁复。关帝、天后、观音、城隍等神庙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随着华侨的宗教信仰而“落户”海外，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与庆祝活动也在海外展开。在价值观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脉代续、香火延绵……。　　华文学校普遍兴起，初以私塾和帮立学校等形式存在，讲授四书五经，灌输中国传统价值观念。1902年槟榔屿创办中华学堂，除讲授现代新学外，其办学宗旨仍然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节。现代化学校从此逐渐增多，各地华校创办者都希冀：“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注：《椰荫馆文存》第2 卷，第223页。）华文学校一直处于中国政府教育部的间接控制之下。至二战前趋于鼎盛，二战之后更达到高峰。在马来亚，1938年有华侨学校759所，大部分创办于二三十年代，学生9.4万人。1950年增至1648所，学生27.6万人。印尼学校1957年接近2000所，学生42.5万人。同一时期，泰国有华校426所，越南270所，缅甸250所，菲律宾149所。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于1956年在新加坡成立。　　华文报刊自19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为中国报纸之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它们在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　　在移居国，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8页。）优裕者关怀宗族乡梓，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交通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注：见《侨汇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第14—15页。）战前厦门地区80％的家庭有赖于侨汇。　　在强烈的中国倾向驱动下， 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侨民的态度，逐渐承认华侨为“大清子民”，“宣慰”、优抚、嘉奖，逐渐频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保护侨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驻美公使，随后在旧金山、纽约设立总领事馆，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开明官员左秉隆、维新人士黄遵宪等出任总领事。他们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责任，在华侨中宣扬对祖国的效忠，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整顿侨团流弊，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矛盾，整合华侨社会。此时正值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新客华侨的大量涌入，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加强，使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移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华侨民族意识萌发。20世纪以来，各地都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侨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　　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号，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孙中山高度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如火如荼，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华侨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　　中华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入，至抗日战争时达到顶峰。华侨的精神世界，完全是一个中国世界。有位印尼土生华人的话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海外华人要依靠祖国才能取得在异乡的崇高地位，“土生华人必须协助中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注：廖建裕：《林群贤传：印尼土生华人的政治与民族认同》，载《现阶段印尼华族研究》。）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华文化向海外移植，在当地主流文化中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的自成一体的华侨文化。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异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二　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　　19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南亚殖民体系崩溃，独立的民族国家相继崛起，对华侨纷纷采取强制的或温和的同化与融合政策。同时，中国大陆与世界的隔绝，使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中断，中华文化的代续与传承深受影响。国内实行土地改革，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华侨逐渐转变为华人（华族），即由Overseas Chinese转变为Ethnic Chinese，中华文化在海外发生变异，由华侨文化转变为华人（华族）文化。　　这种转变也是华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的中国移民绝少女性，华侨社会基本上属于单身社会，因而具有强烈的流动性，侨居心态浓厚。或者华侨与土著结婚混居，衍生为杂交后裔，乃至被完全同化。20世纪初，女性移民逐渐增加，两性悬殊的情况开始缓和。这使华侨社会渐趋稳定，更重要的是形成纯华人血统后代，即“侨生”，他们的价值观念、经济利益与新客华侨有所不同，与所在国的关系更趋密切。土生华人，无论是侨生还是混血，随着他们在华侨华人社会中比例的不断上升，华侨社会受其影响愈来愈大，并逐渐发生演变。至五六十年代后，逐渐完成了从华侨向华人的转变进程。目前在东南亚十国中，共有华侨华人2000余万，其中华侨只有86万。　　以美国为例。19世纪美国华裔土生人数少，不足一成，并被视为次等华人。至1930年代中，土生华人已占半数。他们作为美籍公民，受美式教育，操英语，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较深。这样，在华侨华人社会里，出现深受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影响的社会成分，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日渐生疏。这个群体日益扩大着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推动着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不过，二战前认同美国的土生华人，尽管他们几乎西化，但仍强烈地遭受到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存在着矛盾心理，在美国化与中国化之间彷徨。战后，种族平等成为美国的国策，排华措施逐渐取消，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提高，经济处境改善，接受美国文化较深的土生华人，推动着华人社会朝向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方向的发展，疏远了中国传统文化。　　华人入籍后，由效忠中国转变为效忠所在国，从中国侨民变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国家形态上来界定其民族属性，都是所在国的国民。从人种或血缘关系来界定其民族的自然属性，华族仍然是龙的传人；从社会文化方面界定民族的文化属性，华族文化仍具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或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这两个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华族作为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和生理基础，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存在。应该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因此，华族不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世界范围内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每个国家的华族是各自国家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各不相同。　　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在华人文化中已不复存在，因为华人在政治上已完全认同于所在国。不仅如此，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华人被主体民族同化融合的过程。华人在作为少数民族的演进过程中，致力于当地社会的整合。华人作为少数民族融于所在国的国家民族之中，在文化上则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国家文化的边缘形态。　　侨居心态大大减弱，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作为当地一个族群成为华人自觉意识。华人积极争取公正平等的地位待遇，反对种族歧视。他们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加强与友族的交流，自觉参政议政。华侨华人一向远离所在国政治，现在积极参政成为一大趋势。在美国，70年代以前只有极个别的华人精英单枪匹马进入政坛，此后参政成为全美华人的共识，开始采取联合行动。1987年，美国华人名流发表《政治宣言》，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马来西亚则有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有党员50多万，是第二大执政党，此外还有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团结党、华人统一政党等。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是闽南许氏华侨的后裔，她竞选总统时得到菲籍闽南人的大力支持。　　这种转变推动华人自觉探研自身的发展演进史，加强对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研究，1963年，旧金山成立了“华人侨美历史学会”。八九十年代此类学会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如新加坡的南洋研究会、华裔馆，马来西亚的“华社资料中心”（1996年改为研究所），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欧洲的欧华学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则有“国际客家学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等。有关华侨华人的学术研讨会在各地相继举行，并举办各种展览及建立华侨博物馆。　　华文教育方面，华校的数量在二战后达到高峰。50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各国政府相继严格限制或禁止华文教育，华校规模、数量和学生数量锐减。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侨时代的华校，教育的内容与中国本土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其目的是为了灌输中国价值观。华人时代的华校，实际上只是一种汉语培训，旨在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和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基本上只限于语言教学。在一些国家，即使这种汉语教学也不允许公开存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华语地区经济的相继起飞及东南亚华商经济的发展，华语的商业价值增强，华文教育作为一种功能性语言受到重视，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复兴，不过这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已不可同日而语。　　华侨文学，是中国新文化在海外的分支，可称为“漂泊文学”，反映了华侨在异国的失落心态，寄托着游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人文学，则仅含有对血统的认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和想象。　　华侨华人社团也全面当地化，从侨民组织转为当地的国民组织，由战前华侨生命共同体转变为华人文化活动的组织。华人社团形式多样，百花竞放，学术团体、联谊会、武术团体、艺术中心、交流基金、中医中药团体、职业培训班……不一而足。传统社团内增设有妇女组、老年组、青年组。有的社团还发展实业，如马来西亚有“嘉应控股有限公司”、“马潮控股有限公司”等。活动内容多种多样，传统社团拓展服务面，直接服务所在国各族。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节组织者认为，只有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华人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但并不是简单复制中华文化，而是要找寻华人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吸收、消化、融合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强各族文化交流，实现“马来西亚化”。　　应该指出的是，不管如何变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割舍不断的。中国毕竟是华人祖先的国度，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民族“根”的概念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现象。华人文化渊源于中华文化，对根的认同和文化源流关系、亲近关系，必然使二者藕断丝连。慎终追远，华人不仅在广东、福建等祖籍地开展联系，而且涌至其发祥地中原寻根祭祖。在某些地区，华人文化的中华色彩仍然浓厚，在特定的时代，中华色彩也可能回升。在新马华人社会，有华人说，来到这里，就像时光倒流，能够找到本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某些传统。笔者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此言不虚。我有幸出席吉隆坡“广东义山一百周年纪念晚会”，节目内容虽不乏异国风格，但仍是以华人文化为基调。在美国华人社会，华人尽力融入主流社会，但隔阂与距离仍难以消失，他们因此自嘲为“香蕉人”——不管价值观念、内心世界如何美国化，外表黄皮肤黑头发始终改变不了，因此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异类，这种状况使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中华文化。　　世界各地的华族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下生成和发展，因而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各国各地华族文化，在大体相同的起点上演进至今，形成异彩纷呈的局面，这取决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文化氛围、生存环境造就的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沧海桑田，文化变迁的丰富多样耐人寻味。

Bencana Besar Akibat Salah Mengadili

Bencana Besar Akibat Salah Mengadili(Erabaru.or.id) – Menurut Kitab Han, buku sejarah klasik Tiongkok 2200 tahun yang lalu, ada seorang hakim bernama Senior Yu yang sangat terkenal akan keadilan dan kebijaksanaannya.Pada masa pemerintahan Kaisar Xuan dari Dinasti Han, orang membangun sebuah tugu penghargaan untuk Senior Yu semasa dia masih hidup.Senior Yu menjabat kepala penjara kota juga merangkap seorang hakim daerah. Dia suka berterus terang dan bertindak adil saat menjalankan tugas. Semua keputusan diserahkan kepada pengadilan, semua pelaporan kasus ditulis oleh Senior Yu setelah diyakininya sebagai penilaian yang paling tepat dan seimbang. Dan sering kali pihak terpidana pun akan setuju kalau hukuman Senior Yu adalah adil.Pada saat itu, di kota Timur Laut, ada seorang wanita yang baik dan berbakti bernama Zhou Qing. Dia sungguh-sungguh penuh perhatian dalam merawat mertuanya, yang memang sudah menjadi tradisi bangsa Tionghoa pada saat itu.Ibu mertuanya berkata, "menantuku bekerja sangat keras untuk merawatku! Aku sudah sangat tua. Kenapa aku menyayangi hidupku yang sudah tak lama di dunia ini lagi dan membebani generasi muda?" Wanita tua itu kemudian akhirnya melakukan bunuh diri dengan gantung diri.Seorang putri tertua dari ibu mertua yang meninggal tersebut mendatangi rumahnya dan menuduh Zhou Qing telah membunuh ibunya. Dia mengajukan tuntutannya pada Kantor Gubernur Kota. Dan pemerintah kemudian menangkap menantu yang hati baik itu dan menyiksanya. Dia dipaksa mengakui kejahatan yang telah dilakukannya.Setelah mendengar kasus tersebut, Senior Yu menasehati gubenur, "Wanita ini telah merawat ibu mertuanya selama lebih dari 10 tahun dan kesetiaannya telah dikenal di daerah ini. Saya tidak percaya dia telah membunuh ibu mertuanya." Namun Gubernur menolak nasehat Senior Yu, dan memaksa untuk menghukum mati Zhou Qing. Setelah berbagai usaha untuk merubah pikiran Gubernur tersebut, Senior Yu menjadi patah semangatnya.Menurut kepercayaan Tiongkok, ketika orang tak bersalah dibunuh, bencana akan melanda kota tempat tinggal korban. Setelah Zhou Qing dihukum mati, kota Timur Laut dilanda kekeringan selama 3 tahun berkelanjutan. Gubernur dinyatakan bersalah dan dicopot dari kedudukannya.Ketika Gubernur baru mulai bertugas, dia bertanya kepada Senior Yu, "Bagaimana bisa, hujan tidak turun selama 3 tahun?" Senior Yu menjawab, "Anak mertua yang setia tidak seharusnya mati. Dia telah salah dihukum mati oleh mantan Gubernur. Kekacauan dan bencana terjadi karena salah membunuh orang."Gubernur baru segera pergi ke makam Zhou Qing untuk menghormatinya secara langsung. Gubernur baru mendirikan patung kehormatan atas integritas semasa hidup Zhou Qing. Hujan segera turun dan memperoleh panen besar tahun itu.

印尼華人文學

印尼華人的文學可分為兩類：印尼文文學與華文文學。前者又稱為印尼土生華人文學，歷史較長，作品量也大，如今已受到國際學朮界的重視。然而，印尼華文文學──又稱印華文學──歷史較淺，作品數量也較少，加上無人深入研究，所以鮮為人知。
　　這兩種文學的產生，與印尼華社的結構息息相關。印尼華社乃由已經同化的不諳華文的土生華人與還操華語或中國方言的移民（新客）華人所組成。土生華人在印尼居住的日子久遠，而新居華人只有一兩代，所以，華社有兩種文學也可以考究。
　　這篇文章旨在分析印尼土生華人文學與印華華文文學的發展概況，論述這兩種文學的獨特性及各種作家的作品，國家政策對于印尼華人文學的重大影響，以及印尼華人文學與印尼民族文學的關系，并且闡述印尼華人文學所面對的問題與前景。
印尼土生華人文學
　　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始于19世紀末期，在20世紀上半葉蓬勃發展，戰后由于印尼民族主義的沖擊，印尼土生華人文學逐漸地變成了印尼民族文學的一個環節。
　　然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土生華人文學并不受人重視。起初，研究它的只有几個土生華人自己，例如梁友蘭與趙雨水，他倆都曾先后寫文章以及專書研討這門課題。后來，土著名作家普﹒阿南達﹒杜爾也撰文討論華人文學與華人馬來語的地位，指出在20世紀前的作品是前印尼文學的一部分，與其他種族的馬來文作品同屬于印尼同化文學。到了70年代，有個英國年輕學人華生寫了一篇學朮文章，指出土生華人文學與印尼土著文學的共同性。旅紐印尼華人郭約翰也完成了一篇博士論文，比較有系統地介紹與分析戰前的土生華人文學。
　　法國女學者葛羅婷﹒沙爾夢也不落人后，發表了不少評述土生華人文學的文章。但是，使人對土生華人文學刮目相看的是她80年代中期出版的巨著《印尼華人馬來語文學》。她前后花了十余年功夫，才完成了這部厚達600頁的專著。這部書比較有系統地將戰前及戰后15年的土生華人的文學作品目錄加以收集、整理和編排。其實，沙爾夢并沒停止書目的編纂工作，她還收集了有關作家的生平事跡。許多作品也附上內容簡介，為研究者提供頗珍貴的資料。
　　根據她的統計，土生華人作家及翻譯家共有806位，他們的作品有2757部，佚名者的作品有248部。所以，總共有3005部。在這三千多部作品里，包括73出劇本，183首馬來長篇敘事詩（俗稱“莎雅爾”），233部西方文學作品翻譯，759部中國作品翻譯以及1398部長篇以及短篇創作小說。沙爾夢認為，土生華人的文學作品的數量，遠遠地超過所謂“正統印尼現代文學”作品。印尼文學專家阿﹒第奧博士（荷文）在他所編的《印尼現代文學》（1969年版）書后的印尼土著作者及其作品一覽，羅列了175名土著作家及他們的400部品，該書的修訂本（1979年版）也羅列了更多的印尼作家及他們的作品：即作家284人，作品770部。
　　遠在荷人東來以前，華人已經在爪哇居住。但是，人數很少。19世紀前，交通的困難及海禁的嚴厲，阻礙了大量移民到荷屬東印度（即印尼）來。移居東印度的華人主要是福建人。一般上，他們沒有攜帶家眷同來，所以，與非回教徒或者名義上的回教徒的當地女人結婚，然后定居下來。這些華人及他們的后裔，后來組成了相當穩定的和統一的社會，俗稱土生華人社會。19世紀前半葉，這社會漸趨自立，因為其間的男女比率逐漸平衡，減少了與當地女人的通婚。新移民形成短暫的小團體，通常都很快地融入在土生華人社會。
　　土生華人出生于荷屬東印度，一般上都具有母系方面的土著血統。他們大多數不會講中國方言或華語，而以當地語言溝通。在爪哇主要城市，尤其是多人居住的北海岸，巴剎馬來語與福建方言成為一個混合語言。19世紀末，這種混合語演變成為巴達維亞（即雅加達）馬來語（或稱低級馬來語），并且成為爪哇土生華人社會的共同語。很自然地，土生華人最早的文學作品，多數是用這種語言寫的。
　　最初出現的土生華人文學作品，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和仿效馬來古典文學的作品。例如，1882年出版的《海瑞》罷官的故事，1883年出版的《三國演義》，1885年出版的《山伯英台》以及1884年問世的《西蒂﹒阿克巴麗的故事》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這時期的作家，都沒有受過正式的西方或者印尼文教育。當時根本還沒有印尼學校，正式的“歐人”（即荷蘭人）學校也還沒有接受華人學生。至于中華學校在20世紀初才創立。所以，能夠真正掌握荷語與馬來語的不多。雖然如此，土生華人社會里出現了頗出色的作家，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李金福（1853－1912）。
　　李金福出生在西爪哇一個漆匠家里。他受過傳統的私塾教育。不過，不久就同荷人教師補習。他從荷人那里學到了荷文，也自修馬來文。李金福的馬來文根底深厚。他在1884年出版的《巴達維亞馬來語》，乃是印尼第一部用馬來文寫的語法書。后來的土生華人作家，有許多都仿效李金福的文筆。
　　李金福起初幫人辦學校，后來搞印刷，也當了馬來報章的撰稿人。從1884到1912年間，他完成了25部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長篇敘事詩《西蒂﹒阿克巴麗的故事》，取材自中國故事的《七粒星》和《梁天來》﹔與威格斯合譯的《基督山恩仇記》﹔以及以新聞故事為題材寫成的小說《報仇》、《壞人集團》和《大老千》等。他在1897年出版的《孔夫子傳》是第一部用馬來文寫的介紹孔子的專書。
　　雖然在19世紀末爪哇已出現了像李金福這樣的土生華人作家，然而，土生華人文學的蓬勃發展是20世紀的事。當時，爪哇掀起了華族民族主義運動的浪潮，印尼土生華人紛紛開始組織社團，開辦學校，學習中文。當時的土生華人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強迫殖民地政府改善華人的生活，消除各種禁令和允許土生華人學童受教育。在這種民族主義的壓力下，荷印政府為土生華人辦學（荷華學校），許多土生華人都將子女送進這些學校。然而，大多數土生華人，由于經濟條件不許可，仍然將子女送到中華會館開辦的中華學校重新學習中國文字。雖然如此，土生華人對于中文的掌握還遠不如馬來文。
戰前土生華人文學
　　土生華人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助長了印尼土生華人報業的發展，也間接推動土生華人文學的成長。印尼土生華人紛紛辦自己的馬來文報紙。例如，蘇加武眉的《理報》（1901年），雅城的《商報》（1903年），泗水的《泗水日報》（1902年），都可說是這個運動的產物。土生華人作家，大部分皆與這些馬來報章有關。他們都是報人出身。
　　20世紀初，土生華人文學開始創作。前面提過的李金福，在這時期也撰寫以新聞故事為題材的小說。這時期的土生華人文學作品，已經逐漸脫離神話的色彩，同時再也不停留在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階段上。根據梁友蘭的研究，土生華人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創作是1903年吳炳亮寫的《羅宏貴》以及同年張振文撰寫的《黃生的故事》。
　　吳炳亮是新聞工作者，他寫的《羅宏貴》取材自當地的新聞故事。小說描寫一個有錢有勢的財主，為了奪取良家閨女為妾，不惜干下傷天害理的事，后來秘密被人揭穿，最終飲彈自盡。張振文的《黃生的故事》寫的是一個發了橫財的商人，不愿失婚的女兒再嫁給當地土著長官，致使女兒與該官員私奔的故事，情節曲折動人，里頭有文化的沖突，也有感人的親情的描寫，最后的結局叫人意料不到。
　　上面這兩部小說，一部僅有88頁，另一部有100余頁的篇幅。此后，土生華人作家的作品也源源問世。比較有名的作品包括陳文金的《顏燕娘》（1914年）和侯善良（原名朱茂山）的《被阻撓的緣份》（1917年）。張振文于1918年出版的《土女蘇米拉》也膾炙人口。
　　土生華人的文學作品，在20年代逐漸趨向成熟的階段，在題材與形式方面也比較多樣化。除了長篇及中篇小說外，短篇小說與劇本也出現了。作品的內容包括社會倫理、種族關系和男女私情。小說的背景不局限在印尼。此外，偵探小說與武俠小說也大行其道。這些偵探小說，有譯自西洋小說的，也有譯自中國小說的，但是，武俠小說全部是譯自中國小說。
　　在20年代及30年代的作家群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郭德懷、史立筆、林慶和與包求安。像早期的作家一樣，報人出身的占大多數。郭德懷是作家兼報人。他所辦的《鳥瞰》雜志曾轟動一時。后來他對宗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寫了大量的宗教讀物，并在30年代創立了“三教會”。郭氏的作品異常丰富，有小說、劇本、雜文、時事評論和哲學文章，其中，他的小說和劇本尤其受人歡迎。郭氏的名著《花江的玫瑰》是一部感人的作品，初版于1928年，曾多次搬上銀幕。它描述一個西爪哇膠園里的華族青年管理人胡艾清以及中印混血女郎瓦爾茜蒂的愛情故事，情節曲折，人物有點神秘，要到結尾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技巧上，這部作品要比早期的小說來得高超。郭氏的劇本《“公益”的犧牲品》出版于1926年，也曾多次搬上舞台。在這個劇本中，郭氏塑造了當時中華會館領導人的腐敗無能的形象，曾引起土生華人社會的關注。可是，郭氏的代表作是《迪辜爾的故事》，在1928年開始連載，1931年登完，1938年才出單行本，共718頁，是印尼戰前最長的小說，內容也最丰富，它描寫在1926年印共政變后，被流放到西伊里安“迪辜爾”的各種人物的故事，勾勒印尼人生百態。
　　林慶和（筆名羅曼諾）也是記者出身，1929年開始寫小說，代表作是1934年出版的《奮斗》。這部小說描繪了胸懷大志的華族青年，離開人口稠密的爪哇島，前往荷屬婆羅洲（即今日的加里曼丹）開荒的事跡。其中穿插了纏綿曲折的男女戀情，最后以喜劇收場。這部小說有點烏托邦的色彩，多少代表了當時一部分華人到外島拓殖的心聲。
　　史立筆曾經經商，也當過編輯，從20年代起寫小說。他比較出名的作品是《出家當和尚》，出版于1934年。同上面提到兩個作家有別，史氏的這部小說，是以印尼及中國為背景。它敘述一個赴上海求學的華僑學生，迷戀歌女，返印尼后還念念不忘那段情，結果拋棄父妻，再度北上，故事是以悲劇收場：妻子自盡，父親破產，戀人病死，他自己看破紅塵，削發為僧。
　　包求安也當過記者，由于是基督徒，其作品不免存有宗教色彩。他比較出色的小說包括《懦弱的人》（1929年）和《啊，女人！》（1937年）。
　　在戰前，特別是20年代及30年代，土生華人作家作品丰富，報章雜志也如雨后春筍，這些報章雜志，是土生華人作家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
戰后的土生華人文學
　　土生華人作家在戰后初期也繼續有作品問世，但作品的分量卻不比戰前多，主要作品的形式是短篇小說、翻譯作品和武俠小說。長篇以及中篇小說的數量大大地減少，主要的發表園地還是土生華人報章雜志。雅城的《明星周刊》和《五彩月刊》是當時銷路比較多的雜志，但是，已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卻寥寥可數。我所知道的50年代僅是陳建安與許平和合著的短篇小說集《相遇》（1950年）。
　　應該指出的是，戰后的印尼獨立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印尼終于獲得獨立，成立了共和國。許多華裔（土生華人）不但選擇了印尼國籍，也受了正統的印尼文教育，所以，他們的印尼文同土著沒有差異。這些新一代的土生華人，在50年代年紀尚小，沒有參加印尼作家的隊伍，只有到了60年代中期，他們才開始活躍于文壇，較為人知的包括親印共的詩人鐘本尼與自由主義派的文藝評論家史福仁（即史立筆的長子）。不過，這些為數不多的年輕土生華人作家已經與印尼文學界認同。他們的作品逐漸成為印尼民族文學的組成部分。老一輩的土生華人作家，在60年代已經封筆了。一些懂雙語的華人（許多曾在華校念過書，后來轉入印尼學校），也從事翻譯中國小說的工作。中國作品的印尼文版如《魯迅小說選》及曹禺的《雷雨》都在這個時候問世。
　　1965年9月30日傳印共政變，導致了印共的瓦解，蘇卡諾隨著倒台，軍人終于掌權。親共作家（包括親共的土生華人作家）被鎮壓。土生華人報章也遭到了被封閉的厄運。華校被下令關門。這個“九卅政變”也象征了土生華人文學的結束，因為當權者不允許以華人為主的報章雜志出版。然而，土生華人作家及其作品并沒有消失，可是其形式與內容從此更加印尼化，連作家的名字也改成印尼名。唯一例外的是印尼文武俠小說。這種文體，在九卅政變后還繼續存在。雖然內容依舊，可是，在語言方面已經更加當地化。小說的書名也不再用閩南話音譯。
　　在這些翻譯武俠小說的寫作人中，出名的有50年代末期就開始動筆的顏國梁，后起之秀曾熒球和“印尼武俠小說之王”許平和（印尼名為阿斯馬拉曼﹒蘇果瓦帝）。許氏早年寫短篇小說，后來才專心寫他的“功夫小說”。嚴格說來，許氏不是翻譯港台的武俠小說。他是受荷文教育的，沒有中文根底，可是，他對中國武俠小說的故事情節了如指掌。他熟讀印尼文版的武俠小說，也看了不少武俠片，然后重新消化，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于是寫成了相當獨特的印尼文武俠小說。由于他的印尼文根底頗深，所以，他的作品相當印尼化。許氏在“九卅政變”后改名為“阿斯瑪拉曼﹒蘇果瓦帝”，發表作品時也用“阿斯瑪拉曼﹒許平和”，所寫的小說有時以中國與爪哇為背景，深受印尼土著讀者歡迎。
　　“九卅政變”之后出現了不少已經土化的土生華人作家。前面提過的史福仁改名為阿利夫﹒布迪曼，寫了許多文藝評論，另外還有阿卜杜﹒哈迪（原姓安，中文名不詳）。他是記者兼詩人，詩作丰富，也得過東南亞寫作獎。此外，土生華人出現了兩名醫學院出身的女作家：瑪爾卡﹒德（原名蔡良珠）和美拉﹒威（原姓黃，芳名不詳）。
　　瑪爾卡﹒德是印尼近代通俗小說的開拓先驅，對大學生活很熟悉，作品以青年或校園生活為背景。她的成名作《卡米拉》是寫醫科大學女生的戀情，感人肺腑。此書到1979年為止已有九版，也被搬上銀幕。她的另一本小說《風暴必將過去》也已被拍成電影，到1979年已經七版。這部小說所描寫的，也是男女青年的熱戀。可是，她比較有思想性的小說要算是《心的回響》。它敘述“九卅政變”前后的學生生活，以土生華人學生的經歷為主干，企圖勾勒印尼時代的一面。可是，該作品還是以青年男女的愛情為本位。
　　瑪爾卡﹒德是多產作家，至今寫了30余部長篇小說。美拉﹒威的作品更多──至今已出版了50部。她也是醫學院的畢業生，但是，出道比瑪爾卡略遲，成名作是《愛情在此處頭次開花》和《閃耀金光的黃昏》，這兩部都已搬上銀幕。美拉最引人注意的作品應該是《絲絲心底的暗處》（1983年）。這是一部以女性同性戀為主題的小說，具有爭議性。
　　另外一個通俗小說家是位男士，名叫巴蘇基﹒蘇查米戈（原名林福良）。他是雜志編輯，在70年代出過兩部長篇小說，即《親愛的黃玫瑰》和《西達夫人》，后來寫了一部以華族青年參加印尼獨立戰爭的長篇小說，曾在泗水一家日報連載，可惜還沒有單行本出版。巴蘇基已于1990年去世。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鄭英義，他出了至少五本短篇小說集，由日惹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并不受人注意。
　　應該強調，這些通俗小說，主人翁大部分是在城市生活的印尼居民，描寫的事物也不局限在土生華人。他們的讀者群也不限于華人社會。有人說，這是道地的同化文學。土生華人作家在“九州政變”后的成就，主要是在通俗小說、詩歌和文藝評論三方面。作家的人數比戰前少，但是作品的質量未必比戰前遜色。
印尼華文文學
　　土生華人的文學活動，始于華族民族運動前，但是其迅速發展是在華族運動之后。不過，移民華人的文學活動，則始于華族民族運動興起之后。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移民到印尼──尤其是爪哇島──較遲。譬如說，當雅城中華會館于1900年成立時，竟無人能將其印尼文（應說是馬來文）章程譯成華文。
　　在20時期初期，印尼已有華文報出版，然而都屬小報，報齡短，銷量也不大，如今又已失傳，所以，無從考查。印尼最大的華文報《新報》是在1921年才創辦的。《天聲日報》也于銷后問世。這些大報的出現，對于文藝工作者的培育，可說建立了汗馬功勞。印華資深作家阿五（李偉康）就曾在戰前《新報》發表短篇小說。但是，由于戰前資料不易得，如今還未有人研究。因此，我們知道的也非常貧乏。我們只曉得有個名叫鄭吐飛的寫作人，在1929年于上海出版取名為《椰子集》的短篇小說集。此外，我們也知道一些中國南來作家如郁達夫、巴人（即王任叔）與胡愈之等曾來印尼避難。據說這些作家在當地培育了不少青年作家及編輯人才。
　　戰后的印華文學時間不太久遠，資料較易收集，但是真正深入探討這個時期的論文或書籍仍如麟角鳳毛。我手頭上有的僅有三篇﹔即□青寫的《艱苦中成長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學》（1989年），潘亞暾的《印度尼西亞華文文學及其他》（1993年）與嚴唯真的《印華新詩行程簡述》（1998年）。至于有關當代印華寫作人的作品評論集，目前只有東瑞編寫的《流金季節──印華文學之旅》（2000年）一書。
　　有人說，印尼華文文學（簡稱印華文學）還在起步的階段。但印華文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開始蓬勃起來。在當地工作或出生的中國僑民，發表不少文學作品。印華作家，大都來自教育界或報界，出身商界的極少。戰后初期到50年代末期的作品，都是屬于“僑民文學”。雖然作品中有歌□當地事物者，但是，很明顯地，作者是以中國為本位。當時的印尼華文作家分為左右兩派，左傾作家人數較多，作品的數量也較為可觀。
　　在這些左傾寫作人中，最出色的有黃東平，嚴唯真（秀農），犁青及沙里洪等。

椰城中华会馆

巴城中华会馆
(Tiong Hoa Hwe Koan-Batavia,缩略T.H.H.K.-Batavia)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第一个华侨的新型社团。1900年3月17日日创立于巴达维亚(华侨俗称巴城或吧城、椰城;今雅加达)。同年6月3日获荷印当局正式批准。创始人为:陈金山、李金福、潘景赫、李兴廉、黄尼玉等人。第1届董事会成员:总理潘景赫,副总理丘亚凡(丘燮亭)、翁寿昌;顾问丘绍荣;第一秘书陈金山;第二秘书丘香平;第一财政许南昌;第二财政蔡有德;董事黄玉昆、黄昆舆、陈公达、李兴廉、梁辉温、潘立才、许金安、陈天成、胡调瑞、胡先清、温亚松、李金福等。据该馆章程及1900年7月《致全体华人书》,其宗旨是:希望改变华侨社会旧有的、狭隘的地缘(地方主义)、血缘(宗亲或姓氏)、帮派观念、组成代表华侨社会各行业、各阶层利益的新型审计署;在不违反荷印政府法令的前提下,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风尚;宣扬儒家(孔子)学说,改革华侨社会举办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和陈规陋习;1901年创办印尼第一所华文中华学校。同年创设图书馆,并成立编译小组,编译出版一些宣传孔子学说的小册子。到1911年,全荷印已有93个中华会馆,多数独立开展工作,只有部分属巴城中华会馆分局(Hoen Kiok)。1939年,仅剩文登、槟港和锡奥岛3个分局。巴城及各地中华会馆对促进印尼华侨社团的革新、民族意识的提高、文华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风尚的改善,都起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