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华文学

不论是印尼文文学作品（左）或华文文学，都反映了当地华人社会的精神层面。
　　印尼华人的文学可分为两类：印尼文文学与华文文学。前者又称为印尼土生华人文学，历史较长，作品量也大，如今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印尼华文文学——又称印华文学——历史较浅，作品数量也较少，加上无人深入研究，所以鲜为人知。

　　这两种文学的产生，与印尼华社的结构息息相关。印尼华社乃由已经同化的不谙华文的土生华人与还操华语或中国方言的移民（新客）华人所组成。土生华人在印尼居住的日子久远，而新居华人只有一两代，所以，华社有两种文学也可以考究。

　　这篇文章旨在分析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与印华华文文学的发展概况，论述这两种文学的独特性及各种作家的作品，国家政策对于印尼华人文学的重大影响，以及印尼华人文学与印尼民族文学的关系，并且阐述印尼华人文学所面对的问题与前景。

印尼土生华人文学
　　印尼土生华人文学始于19世纪末期，在20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战后由于印尼民族主义的冲击，印尼土生华人文学逐渐地变成了印尼民族文学的一个环节。

　　然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土生华人文学并不受人重视。起初，研究它的只有几个土生华人自己，例如梁友兰与赵雨水，他俩都曾先后写文章以及专书研讨这门课题。后来，土著名作家普·阿南达·杜尔也撰文讨论华人文学与华人马来语的地位，指出在20世纪前的作品是前印尼文学的一部分，与其他种族的马来文作品同属于印尼同化文学。到了70年代，有个英国年轻学人华生写了一篇学术文章，指出土生华人文学与印尼土著文学的共同性。旅纽印尼华人郭约翰也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比较有系统地介绍与分析战前的土生华人文学。

　　法国女学者葛罗婷·沙尔梦也不落人后，发表了不少评述土生华人文学的文章。但是，使人对土生华人文学刮目相看的是她80年代中期出版的巨著《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她前后花了十余年功夫，才完成了这部厚达600页的专著。这部书比较有系统地将战前及战后15年的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目录加以收集、整理和编排。其实，沙尔梦并没停止书目的编纂工作，她还收集了有关作家的生平事迹。许多作品也附上内容简介，为研究者提供颇珍贵的资料。

　　根据她的统计，土生华人作家及翻译家共有806位，他们的作品有2757部，佚名者的作品有248部。所以，总共有3005部。在这三千多部作品里，包括73出剧本，183首马来长篇叙事诗（俗称“莎雅尔”），233部西方文学作品翻译，759部中国作品翻译以及1398部长篇以及短篇创作小说。沙尔梦认为，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地超过所谓“正统印尼现代文学”作品。印尼文学专家阿·第奥博士（荷文）在他所编的《印尼现代文学》（1969年版）书后的印尼土著作者及其作品一览，罗列了175名土著作家及他们的400部品，该书的修订本（1979年版）也罗列了更多的印尼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即作家284人，作品770部。

　　远在荷人东来以前，华人已经在爪哇居住。但是，人数很少。19世纪前，交通的困难及海禁的严厉，阻碍了大量移民到荷属东印度（即印尼）来。移居东印度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一般上，他们没有携带家眷同来，所以，与非回教徒或者名义上的回教徒的当地女人结婚，然后定居下来。这些华人及他们的后裔，后来组成了相当稳定的和统一的社会，俗称土生华人社会。19世纪前半叶，这社会渐趋自立，因为其间的男女比率逐渐平衡，减少了与当地女人的通婚。新移民形成短暂的小团体，通常都很快地融入在土生华人社会。

　　土生华人出生于荷属东印度，一般上都具有母系方面的土著血统。他们大多数不会讲中国方言或华语，而以当地语言沟通。在爪哇主要城市，尤其是多人居住的北海岸，巴刹马来语与福建方言成为一个混合语言。19世纪末，这种混合语演变成为巴达维亚（即雅加达）马来语（或称低级马来语），并且成为爪哇土生华人社会的共同语。很自然地，土生华人最早的文学作品，多数是用这种语言写的。

　　最初出现的土生华人文学作品，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仿效马来古典文学的作品。例如，1882年出版的《海瑞》罢官的故事，1883年出版的《三国演义》，1885年出版的《山伯英台》以及1884年问世的《西蒂·阿克巴丽的故事》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这时期的作家，都没有受过正式的西方或者印尼文教育。当时根本还没有印尼学校，正式的“欧人”（即荷兰人）学校也还没有接受华人学生。至于中华学校在20世纪初才创立。所以，能够真正掌握荷语与马来语的不多。虽然如此，土生华人社会里出现了颇出色的作家，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李金福（1853－1912）。

　　李金福出生在西爪哇一个漆匠家里。他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不过，不久就同荷人教师补习。他从荷人那里学到了荷文，也自修马来文。李金福的马来文根底深厚。他在1884年出版的《巴达维亚马来语》，乃是印尼第一部用马来文写的语法书。后来的土生华人作家，有许多都仿效李金福的文笔。

　　李金福起初帮人办学校，后来搞印刷，也当了马来报章的撰稿人。从1884到1912年间，他完成了25部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长篇叙事诗《西蒂·阿克巴丽的故事》，取材自中国故事的《七粒星》和《梁天来》；与威格斯合译的《基督山恩仇记》；以及以新闻故事为题材写成的小说《报仇》、《坏人集团》和《大老千》等。他在1897年出版的《孔夫子传》是第一部用马来文写的介绍孔子的专书。

　　虽然在19世纪末爪哇已出现了像李金福这样的土生华人作家，然而，土生华人文学的蓬勃发展是20世纪的事。当时，爪哇掀起了华族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印尼土生华人纷纷开始组织社团，开办学校，学习中文。当时的土生华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强迫殖民地政府改善华人的生活，消除各种禁令和允许土生华人学童受教育。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压力下，荷印政府为土生华人办学（荷华学校），许多土生华人都将子女送进这些学校。然而，大多数土生华人，由于经济条件不许可，仍然将子女送到中华会馆开办的中华学校重新学习中国文字。虽然如此，土生华人对于中文的掌握还远不如马来文。

战前土生华人文学
　　土生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助长了印尼土生华人报业的发展，也间接推动土生华人文学的成长。印尼土生华人纷纷办自己的马来文报纸。例如，苏加武眉的《理报》（1901年），雅城的《商报》（1903年），泗水的《泗水日报》（1902年），都可说是这个运动的产物。土生华人作家，大部分皆与这些马来报章有关。他们都是报人出身。

　　20世纪初，土生华人文学开始创作。前面提过的李金福，在这时期也撰写以新闻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这时期的土生华人文学作品，已经逐渐脱离神话的色彩，同时再也不停留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阶段上。根据梁友兰的研究，土生华人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创作是1903年吴炳亮写的《罗宏贵》以及同年张振文撰写的《黄生的故事》。

　　吴炳亮是新闻工作者，他写的《罗宏贵》取材自当地的新闻故事。小说描写一个有钱有势的财主，为了夺取良家闺女为妾，不惜干下伤天害理的事，后来秘密被人揭穿，最终饮弹自尽。张振文的《黄生的故事》写的是一个发了横财的商人，不愿失婚的女儿再嫁给当地土著长官，致使女儿与该官员私奔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里头有文化的冲突，也有感人的亲情的描写，最后的结局叫人意料不到。

　　上面这两部小说，一部仅有88页，另一部有100余页的篇幅。此后，土生华人作家的作品也源源问世。比较有名的作品包括陈文金的《颜燕娘》（1914年）和侯善良（原名朱茂山）的《被阻挠的缘份》（1917年）。张振文于1918年出版的《土女苏米拉》也脍炙人口。

　　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在20年代逐渐趋向成熟的阶段，在题材与形式方面也比较多样化。除了长篇及中篇小说外，短篇小说与剧本也出现了。作品的内容包括社会伦理、种族关系和男女私情。小说的背景不局限在印尼。此外，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也大行其道。这些侦探小说，有译自西洋小说的，也有译自中国小说的，但是，武侠小说全部是译自中国小说。

　　在20年代及30年代的作家群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郭德怀、史立笔、林庆和与包求安。像早期的作家一样，报人出身的占大多数。郭德怀是作家兼报人。他所办的《鸟瞰》杂志曾轰动一时。后来他对宗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了大量的宗教读物，并在30年代创立了“三教会”。郭氏的作品异常丰富，有小说、剧本、杂文、时事评论和哲学文章，其中，他的小说和剧本尤其受人欢迎。郭氏的名著《花江的玫瑰》是一部感人的作品，初版于1928年，曾多次搬上银幕。它描述一个西爪哇胶园里的华族青年管理人胡艾清以及中印混血女郎瓦尔茜蒂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有点神秘，要到结尾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技巧上，这部作品要比早期的小说来得高超。郭氏的剧本《“公益”的牺牲品》出版于1926年，也曾多次搬上舞台。在这个剧本中，郭氏塑造了当时中华会馆领导人的腐败无能的形象，曾引起土生华人社会的关注。可是，郭氏的代表作是《迪辜尔的故事》，在1928年开始连载，1931年登完，1938年才出单行本，共718页，是印尼战前最长的小说，内容也最丰富，它描写在1926年印共政变后，被流放到西伊里安“迪辜尔”的各种人物的故事，勾勒印尼人生百态。

　　林庆和（笔名罗曼诺）也是记者出身，1929年开始写小说，代表作是1934年出版的《奋斗》。这部小说描绘了胸怀大志的华族青年，离开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前往荷属婆罗洲（即今日的加里曼丹）开荒的事迹。其中穿插了缠绵曲折的男女恋情，最后以喜剧收场。这部小说有点乌托邦的色彩，多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华人到外岛拓殖的心声。

　　史立笔曾经经商，也当过编辑，从20年代起写小说。他比较出名的作品是《出家当和尚》，出版于1934年。同上面提到两个作家有别，史氏的这部小说，是以印尼及中国为背景。它叙述一个赴上海求学的华侨学生，迷恋歌女，返印尼后还念念不忘那段情，结果抛弃父妻，再度北上，故事是以悲剧收场：妻子自尽，父亲破产，恋人病死，他自己看破红尘，削发为僧。

　　包求安也当过记者，由于是基督徒，其作品不免存有宗教色彩。他比较出色的小说包括《懦弱的人》（1929年）和《啊，女人！》（1937年）。

　　在战前，特别是20年代及30年代，土生华人作家作品丰富，报章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这些报章杂志，是土生华人作家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

战后的土生华人文学
　　土生华人作家在战后初期也继续有作品问世，但作品的分量却不比战前多，主要作品的形式是短篇小说、翻译作品和武侠小说。长篇以及中篇小说的数量大大地减少，主要的发表园地还是土生华人报章杂志。雅城的《明星周刊》和《五彩月刊》是当时销路比较多的杂志，但是，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却寥寥可数。我所知道的50年代仅是陈建安与许平和合著的短篇小说集《相遇》（1950年）。

　　应该指出的是，战后的印尼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印尼终于获得独立，成立了共和国。许多华裔（土生华人）不但选择了印尼国籍，也受了正统的印尼文教育，所以，他们的印尼文同土著没有差异。这些新一代的土生华人，在50年代年纪尚小，没有参加印尼作家的队伍，只有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才开始活跃于文坛，较为人知的包括亲印共的诗人钟本尼与自由主义派的文艺评论家史福仁（即史立笔的长子）。不过，这些为数不多的年轻土生华人作家已经与印尼文学界认同。他们的作品逐渐成为印尼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老一辈的土生华人作家，在60年代已经封笔了。一些懂双语的华人（许多曾在华校念过书，后来转入印尼学校），也从事翻译中国小说的工作。中国作品的印尼文版如《鲁迅小说选》及曹禺的《雷雨》都在这个时候问世。

　　1965年9月30日传印共政变，导致了印共的瓦解，苏卡诺随着倒台，军人终于掌权。亲共作家（包括亲共的土生华人作家）被镇压。土生华人报章也遭到了被封闭的厄运。华校被下令关门。这个“九卅政变”也象征了土生华人文学的结束，因为当权者不允许以华人为主的报章杂志出版。然而，土生华人作家及其作品并没有消失，可是其形式与内容从此更加印尼化，连作家的名字也改成印尼名。唯一例外的是印尼文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在九卅政变后还继续存在。虽然内容依旧，可是，在语言方面已经更加当地化。小说的书名也不再用闽南话音译。

　　在这些翻译武侠小说的写作人中，出名的有50年代末期就开始动笔的颜国梁，后起之秀曾荧球和“印尼武侠小说之王”许平和（印尼名为阿斯马拉曼·苏果瓦帝）。许氏早年写短篇小说，后来才专心写他的“功夫小说”。严格说来，许氏不是翻译港台的武侠小说。他是受荷文教育的，没有中文根底，可是，他对中国武侠小说的故事情节了如指掌。他熟读印尼文版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不少武侠片，然后重新消化，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于是写成了相当独特的印尼文武侠小说。由于他的印尼文根底颇深，所以，他的作品相当印尼化。许氏在“九卅政变”后改名为“阿斯玛拉曼·苏果瓦帝”，发表作品时也用“阿斯玛拉曼·许平和”，所写的小说有时以中国与爪哇为背景，深受印尼土著读者欢迎。

　　“九卅政变”之后出现了不少已经土化的土生华人作家。前面提过的史福仁改名为阿利夫·布迪曼，写了许多文艺评论，另外还有阿卜杜·哈迪（原姓安，中文名不详）。他是记者兼诗人，诗作丰富，也得过东南亚写作奖。此外，土生华人出现了两名医学院出身的女作家：玛尔卡·德（原名蔡良珠）和美拉·威（原姓黄，芳名不详）。

　　玛尔卡·德是印尼近代通俗小说的开拓先驱，对大学生活很熟悉，作品以青年或校园生活为背景。她的成名作《卡米拉》是写医科大学女生的恋情，感人肺腑。此书到1979年为止已有九版，也被搬上银幕。她的另一本小说《风暴必将过去》也已被拍成电影，到1979年已经七版。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也是男女青年的热恋。可是，她比较有思想性的小说要算是《心的回响》。它叙述“九卅政变”前后的学生生活，以土生华人学生的经历为主干，企图勾勒印尼时代的一面。可是，该作品还是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本位。

　　玛尔卡·德是多产作家，至今写了30余部长篇小说。美拉·威的作品更多——至今已出版了50部。她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但是，出道比玛尔卡略迟，成名作是《爱情在此处头次开花》和《闪耀金光的黄昏》，这两部都已搬上银幕。美拉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应该是《丝丝心底的暗处》（1983年）。这是一部以女性同性恋为主题的小说，具有争议性。

　　另外一个通俗小说家是位男士，名叫巴苏基·苏查米戈（原名林福良）。他是杂志编辑，在70年代出过两部长篇小说，即《亲爱的黄玫瑰》和《西达夫人》，后来写了一部以华族青年参加印尼独立战争的长篇小说，曾在泗水一家日报连载，可惜还没有单行本出版。巴苏基已于1990年去世。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英义，他出了至少五本短篇小说集，由日惹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并不受人注意。

　　应该强调，这些通俗小说，主人翁大部分是在城市生活的印尼居民，描写的事物也不局限在土生华人。他们的读者群也不限于华人社会。有人说，这是道地的同化文学。土生华人作家在“九州政变”后的成就，主要是在通俗小说、诗歌和文艺评论三方面。作家的人数比战前少，但是作品的质量未必比战前逊色。

印尼华文文学
　　土生华人的文学活动，始于华族民族运动前，但是其迅速发展是在华族运动之后。不过，移民华人的文学活动，则始于华族民族运动兴起之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移民到印尼——尤其是爪哇岛——较迟。譬如说，当雅城中华会馆于1900年成立时，竟无人能将其印尼文（应说是马来文）章程译成华文。

　　在20时期初期，印尼已有华文报出版，然而都属小报，报龄短，销量也不大，如今又已失传，所以，无从考查。印尼最大的华文报《新报》是在1921年才创办的。《天声日报》也于销后问世。这些大报的出现，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培育，可说建立了汗马功劳。印华资深作家阿五（李伟康）就曾在战前《新报》发表短篇小说。但是，由于战前资料不易得，如今还未有人研究。因此，我们知道的也非常贫乏。我们只晓得有个名叫郑吐飞的写作人，在1929年于上海出版取名为《椰子集》的短篇小说集。此外，我们也知道一些中国南来作家如郁达夫、巴人（即王任叔）与胡愈之等曾来印尼避难。据说这些作家在当地培育了不少青年作家及编辑人才。

　　战后的印华文学时间不太久远，资料较易收集，但是真正深入探讨这个时期的论文或书籍仍如麟角凤毛。我手头上有的仅有三篇；即青写的《艰苦中成长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学》（1989年），潘亚暾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及其他》（1993年）与严唯真的《印华新诗行程简述》（1998年）。至于有关当代印华写作人的作品评论集，目前只有东瑞编写的《流金季节——印华文学之旅》（2000年）一书。

　　有人说，印尼华文文学（简称印华文学）还在起步的阶段。但印华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蓬勃起来。在当地工作或出生的中国侨民，发表不少文学作品。印华作家，大都来自教育界或报界，出身商界的极少。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期的作品，都是属于“侨民文学”。虽然作品中有歌詠当地事物者，但是，很明显地，作者是以中国为本位。当时的印尼华文作家分为左右两派，左倾作家人数较多，作品的数量也较为可观。

　　在这些左倾写作人中，最出色的有黄东平，严唯真（秀农），犁青及沙里洪等。

《联合早报》


几个月前，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前主席谈到当地华文教育的发展时，也很直率地批评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已经垮掉了。　　马国华校在没有任何官方资助下，虽然曾经面临学生不足、师资缺乏的窘境，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化解了华校的生存危机。而在新加坡，在80年代以后，则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华校。独立后出世的一代国人，基本上都接受了以英文为主的“双语”教育。　　二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各自的教育道路的成果。不消多说，我国的英文水平在东南亚首屈一指，相反，马国华人的华文程度则受到了中港台人士的肯定。马国华文生命力　　虽然马国华社也为学生的华文程度下滑感到担忧，但是从近几届的辩论会、从马国华文报章年轻记者的语文驾驭能力来看，马国的华文教育基础还算是牢固的。我过去在中国念书的时候，所认识的马国朋友当中就不乏华文底子深厚、学习态度认真者。有一回上课，老师要同学们背《琵琶行》，几个中国学生都背不了，一个马国同学却能一字不漏背诵出来。　　今年8月，到马国采访马华公会党选也让我有意外的感受。例如在马华晚宴上，我看到候选人所分发的宣传册子上各种富有创意的宣传文字和口号，惊奇地发觉华文竟然在大中国地区以外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9月，我和同事到柔佛州参加校办论坛，也发觉那里的学生华文表达能力让人印象深刻。别忘了，马国的华校生同时得学三种语文——华文、马来文、英文，相比之下，我国学生只学习两种语文。　　在新加坡，自认能说华语的人不少，但是每当在巴士或地铁上，甚至在媒体上听到有人说华语，总感到有一点不是滋味。要找能够说流利华语的人访问，更让人头疼，要么，就是完全找不到愿意用华语受访的人（特别是官方机构），不然就是尽遇到连一个句子也说得支离破碎的。　　做广播节目，说话混沌不清就没人能明白，所以采访的时候，往往还得耐心地在一旁协助受访者先组织好句子，再一句一句录。当然，华语说得好的人也有，但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受访者。　　更让人忧心的情况是，我所接触的本地受访者当中，那些自认“懂得双语”的青少年，其实中英文表达力都不怎么行。在华文方面，他们不但词汇不足，而且没有语感，常常将牛头不对马嘴的词汇搭在一块。这当然是基本功不足的问题。印尼华人苦学习　　最近，我和印尼一家电台的年轻主持人连线，虽然她的华语带有些当地口音，但相当流利。令我讶异的是，她的华文完全是在印尼上补习课学的。两相比较，有至少10年正规华文课可上的本地学生，是否要感到汗颜？　　本地学校的设施与资源在本区域来说是非常齐全的，校外的参考资料也不计其数，这应该说是多么优越的学习环境！近年来，华语讲座也不少，其中不乏大师级名人的演讲，可是学校却须软硬兼施逼着学生出席。我们的学生是不是幸福过了头？　　最近几次与马国华社深入接触，让我清楚看到他们对自身文化的坚持与爱护。在狮城的土地上，大家以求同存异、种族和谐的原则生活在一起，我们不必担心任何文化会遭到任何人的侵略或排挤。可是，尽管我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各种资源，我们的华文程度与中港台甚至与华人人口只占少数的地区比，却是处于浅层次的。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语言没有精致的要求，我们的程度就会停留在粗浅的层面。对母语水平没有要求，其实是显示我们对待自身文化的轻慢态度。　　当然，我们无须对新加坡的华文水平过度悲观，基础垮了，还可以重建。怕只怕我们的下一代垮掉的是对自身文化的那份爱与尊严，如此，则再多经济诱因也难奠下什么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