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侨学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华会馆创办的中华学堂

一百年前，处在荷兰殖民统治時代，印尼华族前辈成立了第一个现代社团---中华会馆。中华会馆除了在各地兴办学校教育，宣扬中华优良传统，极力提倡移风易俗，呼吁华人社会改变挥霍浪费，在喜事丧事铺张、聚众赌博的陋劣习惯。1903年，反对赌博称著的中华会馆董事会总理潘景赫，甚至出资买下勿加西赌场的承包权后把它关闭，使勿加西在一年期间，没有合法的公共赌场。 印尼独立后，极端原住民主义思维主导的内阁，以提高原住民社会的经济地位的理由，执行了第10号总统条例，使内地广大华人(当时华侨占大多数)生计困难。当时，在各地的华侨社团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它们向华人社会呼吁进行节约运动。1960年1月初，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号华人大力开展节约运动，内容包括有在日常生活方面：避免大宴宾客、在春节避免大吃大喝宴请亲友；在婚丧喜庆力求避免铺张浪费，等等。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和三宝垄中华总会还制定8条公约，要求工委(即理事)带领履行。1965年1月，正值印尼对抗马来西亚以及春节和解禁节即将来临，棉兰华侨总会发出告侨胞书，提出过好节日的12点倡议：包括不放鞭炮，不放重烟花；不舞龙舞狮；不设宴请客，不大吃大喝；商家做好解禁节的物资供应，尽量压低物价，减轻人民负担；商家做好对印尼职工的年节福利，使大家愉快过好节日；年初一商店照常营业，便利居民购物(见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第59--60页)。 虽然，当时与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这些呼吁或号召有的已经不适用，但有的今天有的还是适合的。当时的华社团体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已经懂得华人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必要性。黄昆章教授写道：“通过移风易俗的宣传和号召，初步改变华人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培养节约朴素的作风”(同上，第63页)。 民主改革时代，政府善待华人，华人的生存环境逐步好转，有不少学者说，华人社会处在历史最有利的时机。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华人应自律，生活要低调。为什么？经常来印尼考察和调研华人问题的广州暨大温北炎教授在“印尼华人应居安思危”(2006年)一文认为：印尼的排华因素仍然存在，排华旧势力依然强大；对华人仍然抱有偏见；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容易造成社会骚乱等等。他认为，“印尼曾经是世界上排华最激烈的国家之一，虽然已进入了民主改革时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社会貧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一些富裕华人奢侈浪费，挥霍无度、显耀财富，这些陋习客观上刺激了社会一部份人，容易被种族主义利用来煽动排华情绪。华人应发扬勤俭节约之美德，低调生活，杜绝奢侈浪费陋习，华人还要平等对待兄弟族群中下层居民，如身边的职员、工人、司机和保姆等，共创和谐社会。”
印尼华文教育在二战之后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据统计，到1957年，印尼有毕校近2000所。学生 42.5万余人。印尼当局对华文教育的勃兴感到不安从 1957年起苏加诺政府就采取措施以限制其发展。苏哈托上台后对华文教育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 印尼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摧残。到1966年5月，仅存的629所华校全部被关闭．27万余名学生失学印尼成为没有华文教育的国家。华族因此失去了位华语的第二代。1990年8月中国与印尼复交之后，形势有所变化。 1998年8月 ，哈庇庇总统已经表示要为华文教育开绿灯、1999年瓦希德总统执政后。印尼政府改变政策．对华文教育解禁。短短六七年问，华文教育迅速复苏。2001笔者初访印尼时，已经感受到华文教育的生机。2005年7月．在参加首届世界汉语大会之后，我又与本院刘小斌老师对印尼进行了为期半个月（7.25～8.7）的访问。其时．一连串的喜讯纷至沓来。苏西洛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7.27～7.30），两国达成了有关华文教育的协议；印尼学生陈韦荪、陈韦升亲兄弟在深圳明珠学校求学2005年分别考取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大学资讯工程系，在中华文化学院、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组织的第二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北京，727—731）上、由印华总会妇女部等组织选送的小朋友获得特等奖；原玛琅中华中学校友筹资兴办玛中大学的工作进展顺利 ，明年可望招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印尼华文教育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兴奋之余，我们所接触的印尼华义教育界的人士仍不时流露出某种忧患意识，其原因部分在于长达32年受压制所造成的创伤．部分在于对目前华文教育明显断层、人才青黄下接的焦虑，还有便是对未来前景存在诸多不定因素的担心。谈到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时 国内媒体经常使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说法。对于印尼华文教育界来说，更恰切的提法或许是“风险与机遇并存”。本文首先描述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基本态势。然后就印尼华文教育所涉及的国内外关系加以分析．旨在为把握印尼华文教育的定向提供参考。 一、当前印尼华文教自的基本态势 众所周知，苏哈托政府将华人视为外来民族。实行强追同化政策，禁止华人保留民族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严令取缔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中国与印尼复交后 为了满足振兴旅游业、经贸业的需要，印尼政府开始允许这些部门举办华文补习班，但仍对中华文化保持戒心。1998年5月印尼暴乱迫使十余万华人逃往外国避难导致数十亿美元外流。主张奉行民族和解政策的瓦希德1999枝10月当选为印尼共和国第四任总统、他推行民主化政策．解除对华文教育的禁令，给华文教育带来了转机。当前印尼华文教育无疑正在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令人鼓舞的气氛表现在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民间组织兴办华教圈的热情等方面。 近年来、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政府领导人的来往也趋于频人2005年4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与苏西洛总统共同签署了两国建立战略移伴关系宣言。2005年7月28日 胡锦涛主席与对中国进行回访的苏西洛总统共同出席了系列合作档的签字仪式．这些档当中就有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印尼教育部基础与中等教育总司关于汉语教学的协议书。这标志著印尼华文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苏西洛总统准备设立面向公务员的华文教育中心．使未来使馆人员都懂得华语，从而更加了解中国的走向、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最高决策层，而巨体现在有关职能部门。印尼教育部早在2001年8月就颁布决定书．允许开办华文学校、印尼国民教育部校外教育及青年、运动司近年来为提高印尼华义教学水准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主办推广华文教育研讨会、举办由政府承认的汉语水准考试（2001.10一）派遣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华文教育项目洽谈等。印尼国民教育部基础与中等教育总司也将华文教育列人自己的议事日程，多次派员到中国考察，与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关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印尼已经有许多国立中小学开设（或准备开设）汉语课程、在答厘岛，笔者访问了登巴刹第五国立高中。据该校校长、副校长介绍，这所中学的汉语课深受学生与家长欢迎。2005年夏，中等教育司与印。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主办了印尼中学生华语演讲与智力比赛。这次活动获得了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与协助，20名优秀者应邀到北京观摩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设立中文系的高等学府已经不限于1994年获得特许开设汉语必修课的印尼大学与达玛•贝萨塔大学，陆续加入这一行列的有多所大学，这次我们所访问的泗水彼得拉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大学正准备新开汉语课，像我们所访问的希望之光大学便是如此。在印尼华文教育史上，华族组织与华文学校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岩望中华曾馆1904年创立，其主体就是学堂，1906年问世的多华学校附属于多埠中华会馆成立于1946年的大众社与大众学校的创办者是周招坤等同一批人。印尼华族组织与华文教育同样经历劫难而更生。目前印尼各地陆续开办的华文补习班估计不下300家，其中大约有70％集中在雅加达。这些华文补习班绝大多数是由华族组织兴办或得到华族组织支持的。在访问期间，我们与印华总会文教部前任部长马咏南、现任部长许志长交谈，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华文教育的热情。除印华总会、百家姓协会这样的大型华族组织之外，各种同乡会、宗亲会等也积极为华文教育贡献力量。我们这次造访的吉祥山基金会就办有吉祥山学校、又如，梭罗福清公会在1999年开办了华文补习班，该班现有13位老师，学员近500人。2005年4月，梭罗福清公会又破土兴建培育学校。 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校友会发挥巨大作用。曾经遍布全国的华文学校虽然在l966年被查禁，但校友之间的情况仍然绵绵不绝、以此为纽带居级各类华校在华文教育解禁之不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比如，泗水新华中学校友会（简称新中校友会）不仅举办了两个颇有规模的华文补习班（学员合计近2000人），而巨建成了校舍与设备堪称一流的新中二语学校。又如2001年，玛琅中华中学（简称玛中〕数百名校友在厦门聚会．提出”饮水思源，报效故里”的口号，决心群策群力在母校的诞生地创建一所高等学府（曾考虑以“民族希望人学”为名 目前很可能定名为“玛中大学”、他们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林冰、杨之岭教授设计筹备方案．已经著手招聘校长。玛琅中华学校友在2005年7月15日至17日举行建校60周年庆典有4000多人参加与会者都对办大学充满热情、这所正在申报注册的大学计划明年招生，首批设二个学院．招收计算机、会计与英话专业的学生。 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特点．是华文媒体成为令人瞩目的园地。1999见瓦希德总统对华文媒体解禁，这意味着不需要准字（许可证）就可以办报、办广播。于是各类华文报纸络绎问世。它们当中有不少因为未能适应读者需要而被自然淘汰在激烈的竟争中站稳了脚跟的仅仅者则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目前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是《国际日报》．它的总部在雅加达若干主要城市有其当地版。以泅水为总部的《千岛日报》是很受欢迎的报纸，发行量约5千份。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华文报纸可以自由在印尼境内传播它们也相当关注华文教育动向。像2006年大众学校将举办建校60周年庆祝活动、多华学校（多隆亚公中华学校）将纪念诞辰100周年等。文报纸都做了预告。在广播方面，已经有不少电台举办了华文节日。其中，万隆的华文电台每天进行8小时以上的华语广播，害厘岛的华语广播FBI每天也有五、六小时的华语节目。2000年11月。地铁电视台（Metro TV）开播。从次年 4月起，它用印尼语、英语和汉语全天 24小时广播。 宗教机构在印尼华文教育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华文教育遭受禁锢的所谓新秩序时期，华校被封华文出版物被视同毒品讲华语被看成犯禁。在这样严酷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基督教团体以读经的名义继续从事汉语教学活动。泅水事去基督联合兴化堂就是其中之一。在访问中，我们见到了当年主持其事的翁牧师。这位身形瘦削的女子早在1978年就将汉语《圣经》改编成教材，组织学生学习华文。如今，以兴化堂为依托的崇高基督教华文教育中心开展多种层次办学，单是面向学龄儿童的班级就有300多名学员。着手进行华文教育的还有伊斯兰教寺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郑和清真寺。传说郑和当年曾到过中爪哇三宝垄，如今被奉为印尼最早的伊斯间教传播者。近年来，郑和清真寺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期华文补习班，学员中友族占多数。印尼有不少华人信仰孔教，但苏哈托当政期间曾以‘妨碍同化’为名宣布孔教为非法、2000年4月 印尼内政部长撤销了政府1978年10月28日颁布的关于孔教非法的第47／4054 决定书、从此，印尼孔教组织可以公开活动。2001年1月28日，瓦希德总统亲临雅加达孔教会向华人拜年，提高了其知名度。近年来孔教组织也对华文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 “恶梦醒来是早晨”。在所谓‘新秩序时期’执政的印尼权要认为华文教育对自身的统治构成 威胁，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华人华侨深受其害。目前印尼政府的最高决策者比较开明，对于华文教育采取相当开放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华族组织办教育的热清空前高涨，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华人华侨心中的创伤性记忆仍然存在。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某些热心于华文教育的有识之士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例如．印尼华校一般是通过基金会的形式来运作的，上世纪华校被封时资产全部遭到没收。有鉴于此，玛中校友会决定成立 “玛中有限公司”来推动建校，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资产可以得到法律保障、世代相传二是与玛中福利基金会区分开来、避免引起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误会。这批校友募集了相当于人民币5千万元的股金（每股25万元．股东共57名），著名企业家黄启铸应允支援不足部分。他们又在2005年4月15日正式宣告成立由李文正、黄启铸等企业家领头的民族希望基金会 作为专门办学机构（玛中有限公司负责建校完工后将校舍移交给民族希望圣金会接管与处理）。 二、印尼华文教育定位的四重关系 在笔者到过的十余个国家中，接触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大批力、学机构只因为是华文学校而在顷刻之间全遭政府封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学生因为家里藏有华文学校达颁发的学生证、毕业证而担心受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校监因为学生讲了一两句汉语而大加责阶印尼华文教育界却都经历过。因此，当今印尼华文教育工作者具备特殊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是很R＃的、现在印尼华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排车事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仍时有发生（例如2002年7月初在离西加里曼丹不远的那部那留岛的华族就曾遭受袭击，700多人成了难民）政府高层人士对华族的态度不见得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华文教育界不仅在谈到过去的劫难时心有余悸，在展望未来时也不是非常乐观。我们与一位决心以大手笔兴办华文教育的华人企业家谈话时为他那不怕被抓、不怕打压的豪情所感染心中所浮现的第一个形容同居然是“悲壮’。事实上除了遭遇排华的可能性之外印尼华文教育还存在其他意义上的风险（如市场风险等）。要想规避风险、抓仕机遇看来必须在国内寻找合适的定位。当前．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华裔教育与国民教育、复兴传统与开创新路．慈善事业与教育产业、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等四重关系。 在中国本土之外印尼被认为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聚居地。华人在印尼是仅次于爪哇族、异他族的第三大民族。印尼的华文教育最初以落叶归根为主导理念．鼓励所培养的人才回到祖籍国为社会服务。中印两国政府实施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条约之后情况渐渐改变。如今，‘落地生根已经取代落时归根’成为印尼华文教育界的共识。不仅如此印尼华文教育还呈现对友族开放的趋势。印尼原住民有许多人对学汉语非常热心，他们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到华人办教育不应将眼界局限于华裔，要多多关注其他民族对隼文教育的要求。目前在各类华文补习班、华文学校学习的不只是华裔子弟。在印尼大学和达玛•贝萨塔大学．进人中文系学习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原住民。这些办学机构都在印尼政府主管部门注册。印尼教育部在2000年将华文教育纳人管辖范围，计划在某些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并允许有条件的大学开办中文系。教育部长庞刻•苏迪比约认为政府之所以尚未将华语定为高中部的必修课，是由于缺乏华文师资。由此看来如果华文师资上规模、上档次的话，华文教育早晚可以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取得应有的地位。当然华文教育在理念上因此也必须与国民教育体系取得一致。正如国内专家听说，传统的华文教育下仅仅培育华侨于女。还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功能，是典型的华侨教育，由于华侨教育深受中国国内局势的影响，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被认为是侨居国主权独立、政治稳定乃至民族团结的威胁，因此常常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相比之下．当代的印尼华文教育已不具有华侨教育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印尼国民教育体系下的外语教学和多元文化政策下的华族文化教育。 当年印尼华文教育界的精英，如今已经白发皤然。他们珍借自己所曾积累的经验，急于寻找与绍续失落的传统。例如，印尼大众学校创办于1946年，目前正筹备60周年校庆。2005年7月31日 ，在大众校友聚餐联欢会上，有老师肯定母校当年的‘五爱’教育是成功的，认为它培养了不少品学兼优的人才，为社会做出奉献、他希望校友珍惜昔日情谊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再创辉煌。又如，位于东爪哇最东边的萝华学校校友不仅开办了居庙华语补习班而巨希望收回母校旧址，重建三语国民学校。印尼华文教育史上所形成的优良力．学传统、所积累的刃．学经验无疑是宝贵的但是，当前的印尼社会已经与20世纪50—60年代有很大不同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教学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文教育无疑需要开创新路。目前在各类华文学校或华文补习班主持其事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老一代教育工作者。他们熟悉过去本土华文学校的办学方式，但对 于当前资讯科技应用不很了解（有的连电子位址部没有）；另一类是年青人他们多数是从中国（包括台湾）、新加坡等地学成归来的习惯于援引国外的教材与教法其想法与老一代人不尽一致。 协调这两类人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是印尼繁荣华文教育的必要条件之一。老一辈海外华人华侨有捐资兴学的优良传统厦门大学校主、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之誉的陈嘉庚使是具代表、祖籍福建南安的印尼侨领费冶领与陈嘉庚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由家乡南渡印尼后，在泗水，玛琅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抗战爆发后响应陈嘉庚号召出任南侨筹赈总 会印尼玛报分会主席，通过筹款等方式积极支援祖国抗日。他从自己童年因家贫而失学等经历悟出发展教育的重要件，对家乡学校及印尼各埠的侨办学校慷慨捐输。止是他在40年代中期倡立玛琅中华学校并被推举为第一届校董会董事长。今天玛中校友之所以有兴力、玛中大学之举。与黄恰瓶当年办学精神的黄陶是分不开的。玛中大学主要捐款人黄启铸就很景仰黄恰瓶的为人。 他在与我们交谈时不止一次提到黄恰瓶的事迹。李文正先生为玛中创校 60周年所写的的祝词。 同样推重黄恰瓶等前辈。目前仍有不少华人及华人社团为办教育而慷慨解囊，他们将自己的捐赠当成回馈社会的义举。例如．由李汉雄等负责的泅水友联基金会将开设银会所得的盈利全数用以颁发奖学金。当然．印厄社会已经是商品流通比较发达的社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办教育不能下考虑市场规律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经济效益。华文教育机构因此不只是慈善事业，而且是教育产业要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如果单靠某些有经济实力的华人或侨社捐赠。办学活动是很难长久维持的。 由此而带来的另一重矛盾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这一点当前主要围绕着三语学校表现出来。大约从2003年开始，印尼华文界开始通过华文媒体呼吁创办三语国民学校。当年5月2日至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印尼华文教育研讨会将创建正规的二语’学校作为大方向、次年，这类学校陆续在某些条件具备的城市（如雅加达、泗水，名里、荚莉芬等）出现。近两年来创办的三语学校在硬体与软体两方面都比较先进，校舍往往是一流的，师资则是国外聘请的母语为华语与英语的老师，因此需要巨大的投资。为了迅速取得回报．校方不得不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在社会上招致了批评，引发了疑虑。有人就对我们说：当前印尼华文教育亟需的是立足于普及的大众教育，而不是贵族式的精英教育。王语学校校方也有其苦衷，例如新中三语学校虽因学费较高而遭受话病，但目前的收费水准仍不足实现收支平衡，尚需基金会予以资助。与校方谈到这一点时我们很自然想到向政府申请补助。但是印尼近年来的经济状况并非乐观，据报导全国有3500万贫民。国家穷时应该怎么办教育（包括华文教育）．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根据推测，印尼华文学校很可能会继续分化，各级各类学校分别在社会上找到不同的定位。 华文教育开放之前的风险是华文学校整体的风险，华文教育开放之后的风险则是华文学校个案的风险。风险与机遇经常是孪生兄弟，市场竟争的法则是适者生存。印尼华文媒体开放之后华文报纸的定向已经证明这一点，华文教育开放之后华文学校的趋势也必将证明这一点。 三、多元文化架构下的印用华文教育 今年7月20～22日，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世界汉语大会《南方周末》为此刊发了驻京记者石岩的长篇报导标题非常醒目‘汉语的政治。从文中内容高标题‘汉语的国际政治域许更为准确作者关注的是欧美、其实，东南亚（尤其是印尼）完全可以为汉语的国际政治提供佐证。20世纪50～60年代影响印尼政局、进而影响华文教育的国际因素之一就是美国、荷兰等列强势力的介人。上世纪末以来印尼政府华文教育政策的转变，其背景之一则是中国的崛起、中印两国夫系的改善。因此．对印尼华文教育的风险与机遇，应当从在更广阔的视野加以考察。世界汉语大会的主题世界多元文化架构下的汉语发展”富有时代气息。为考察印尼华文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以之为出发点我们看到印尼华文教育正处在如下的转变之中。 从母语教育到第二语言教育、对于多数老一辈印尼华人华文教育实际上是母语教育对于 多数新一代印尼华人，华文教育则是第二语言教育、与母语教育相比第。语言教育有某些独特的规律。它既是已有的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又是新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早在2003年，国内著名学者周南京就指出一随着中国的崛起，华文（中文）肯定将日益显现其重要性，但在印尼将会发展的是华文教学（Chinese teaching ），而不是 20世纪 6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Chinese Education ） 。他所说的华文教学，正可以理解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每个人通常只有一种母语，却可能拥有几种甚至几十种第三语言。在印尼，汉语并非唯一的第三语言（对于三语学校来说，英语也是（第二语言）不同的第三语言之间的竞争，对师生来说是争夺注意力，对政府来说则可能关系到国际关系。反过来，政府往往是根据对外关系来决定对待外语的政策的。因此印尼华文教育兴旺发达的条件之一，是中印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从中华文汇传承到多元文化交流、华文教育曾经担当中华文化博承的历史使命、我们所见到的几位年纪在60岁上下的华文记者、都对中国历史、地理及文化了若指掌。 询问其功底之由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得益于当年的华文教育。这样的人士在年青一代中 是相当罕见的。在这次所访问的五所印尼大学中，我们所见到的华裔教师有些完全不能说汉 语有些虽然能说，但只限于简单的几个词或几句话，真正的“汉语通’通常仅限于中文系教师。有一所大学非常重视我们的来访，校长、副校长、院长等领导都出面接见、他们都是华裔，但对于厦门”这样的城市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些教师却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更不要说印尼语了），对东西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谈到教材有些人更钟爱新加坡版而非中国版，因为他们认为新加坡版教材更注意体现文化的多元性。国内学者杨棨光经研究认为。雅加达华人新生代有四个次文化群体，它们分别认同于原住民文化、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及华人文化。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尼华文教育的主要功能，已经从中华文化传承转变为服务于多元文化交流，促进华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理解，沟通与合作。从这一认识出发办学，有助于减少摩擦与风险、捕捉新的机遇。 从依托中国办学列国际化办学。传统的华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祖籍国进行的。印 尼华文教育重新兴超之际，当事人首先想到的往往也是与祖籍国建立联系。在这方面，华族组织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例如，东爪哇华文教育统筹机构从2003年底开始每年选派20名有志于华文教育的青年到华侨大学集美华文学院攻读汉语本科，又在2004年与广东省侨办、广州教育局等达成共识，派幼儿师资候选人到广州幼儿师范学校进行强化学习（首批28名学员2004年8月2日开始学习，2005年7月11日毕业）。第2期将有60名学员分赴广州幼师、江门幼师学习。中国政府始终大力支持印尼华文教育事业。针对目前印尼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近年来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与国家汉办屡次派遣优秀教师到印尼进行师资培训，并选派志愿者担任印尼华校教师。此举深受欢迎，所涉及的范围目前正从印尼的大城市向边远地区扩展。国内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积极在印尼开展办学活动。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在福建省侨联的支持下，举办了印尼汉语教师培训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雅加达、棉兰、先达、万隆、井里汶等地建立了函授点。华侨大学已经在印尼培养出首批文学士。厦门大学在印尼开展函授教育已有49 年的历史。进人21世纪之后，厦大海外教育学院以印尼东方语言文化中心为依托开展学历教育，每年两次派教师来进行密集教学、民办高校也热心参与此事。 由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前会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前院长只必松教授领导创办的北京新亚研究学院与三宝垄新友基金会合作建立华文教学中心，将于2005年8月22日开学。广东省华文教育基地（以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为依托．也在印尼开办汉语初级班、汉语中级班、初中先修班、职业技术中专班及夏（冬）。台湾教育界在印尼也有一定影响。 2005年7月4日。泗水弘华师友会．彼德拉基督大学中文系、泗水留台校友会与友联基金会联合举办华文教师研习班。就请来自台湾的三位老师讲课。 不过，国际化办学（而非与祖籍国双边合作办学〕已经在印尼华文教育中崭露头角。例如新雅之光基金会属下的新雅学院（由雅中、新华与新文三间学校三合一兴办2005年3月5日宣告成立。短短几个月中，它就已经与马来西亚的南方学院、新加坡中华总会学院，中国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燕京文化专科学院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考察印尼华文教育时应有更为恢弘的眼光、汉语的世界化、国际化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取决于华人及其后代与父国社会之间的互动 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之间的横向交流既是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的推进剂，又是华文本月产生变异的催化剂。世界范围内华裔与非华裔汉语使用舌之间的交互同样推动着华文的变革、人们已经不止一次谈论英语因世界化而给自身的稳定性带来的风险类似的风险同样可能在汉语世界化的过程中发个。当然，这里所说的风险仅仅是语言意义上的与前述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意义上的风险并不相同。 虽然印尼华文教育已经（或正在）发生上述转变，但是，它与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仍是毋庸置疑疑的。正如有的华文教师所说，他们不是单纯地讲授语言，而是以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热爱中华文化的感情给学生们讲授华文和传播中华文化还结合各种节日讲中国历史，并重视传播儒家思想。不过印尼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深受世界多元文化架构以印尼国内现实的影响、黄昆章曾指出，“目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印尼华人已经加人印尼国籍。他们是印尼公民。华文教育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显然违背了印尼的国策不利于印尼和中国友好关系的发民这种观黄奕住
黄奕住是印尼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金淘区楼下乡。祖先世代在家务农，家境贫寒。因此，他自幼即失学，协助父母种田。12岁时，他开始从师学习理发手艺。　　当时的旧中国，在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下，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广大农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生灵涂炭，农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因此，1884年，黄奕住抱着出外谋生闯世界的想法，随母亲们一起出洋，先到了新加坡，不久又流浪至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最后，移居到中爪哇的三宝垅市。他到三宝垅之初，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幸得一些同乡之助，在街头巷尾设一流动理发摊，夜间则借宿在一间妈祖寺庙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当地华侨称他为“剃头住”。　　三宝垅市是中爪哇的首府，地处爪哇岛的中心。它不仅是首都巴城（现在的雅加达，地处西爪哇）和东爪哇首府、主要商港泗水市之间的交通贸易联络中心，而且本身亦有良好的港口，成为爪哇岛内外贸易、特别是中爪哇各种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黄奕住从事理发业，使他有机会与当地社会的下层人民及华侨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往，从而学习掌握了当地爪哇语言，了解及熟悉了不少的民情及风俗习惯。经过几年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工作及生活后，他积蓄了一点钱，在一位老华侨魏嘉寿（后来曾被聘为三宝垅中华会馆顾问）的同情及协助下，他借了一些钱作为资本，改业从商，充当肩挑小贩。他每天清晨肩挑各种日用小杂货及食品，走街窜巷，或到附近村镇叫卖。当时广大乡民及华侨劳动生产收入低下，因此，他采取了薄利多销、以货易货（乡民用当地农副土特产品换其日用生活品）或替他们代购、代售等便民措施，从而逐步取得了不少乡民及华侨的好感和信任，买卖有所发展。两年之后，适逢三宝垅市政府将佐哈尔广场开辟为自由市场，并在市场内建起摊棚点，修建摊棚的费用为1800盾，每位租赁摊位的商人出资65盾，黄奕住此时也用多年积蓄在该市场租了一个固定摊位，继续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品。由于佐哈尔市场地点适中，1890年即已发展成为与另一个叫贝达马芝的市场并驾齐驱的著名贸易中心。1898年，该市场已有240个摊点。绝大多数是华人经营的。黄奕住在其妻蔡缰的辅佐下，起早摸黑，通力合作，精心经营，生意取得较好的发展。不久，他将摊位扩展成一家正式商店。随着生意的经营发展，黄奕住买了一辆马车，经常亲自驾驶到附近村镇地区收购廉价土特产及推销商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爪哇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附近的莫佐（Modjo）、塞达尤（Sedajoe）、卡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 Woengoe）、泽比灵（Tjepiring）和格穆（Gemoe）等地生产的甘蔗糖都运往三宝垅销售，而后有的转口输出至欧美各国。中爪哇地区成了世界主要制糖及销售糖业的中心之一。黄奕住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经营糖业的发展前景，因此，1895年后他即以经营糖业为主。从189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爪哇糖价维持在100公斤售价10盾至12盾左右，比较平稳，黄奕住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购后，批发转售至爪哇及印尼各地，并组织输出至新加坡及欧美各国，获得可观的利润。1910年，随着其事业的发展，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应用，因此，他在三宝垅繁华的商业街中街购置了一座较大的店屋，并正式成立了“日兴行”，雇用了中外文薄记及一些店员。此后，随着糖业经营的发展，他先后在巴城、泗水、棉兰、巨港、八加浪岸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分行。这期间是黄奕住在商业上取得第一次重大发展的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至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爪哇离战区较远，干扰不是很大，但由于战争及交通等关系，不少糖商担心欧战影响输出，犹豫观望。黄奕住以过人的胆识，雄厚的资金，乘势继续收购了大量的蔗糖。1913年和1914年糖价每百公斤售价为11.66盾和12.1盾。但1915年至1917年，由于战争影响供应，欧洲各地糖价大涨，陆续涨至16.33盾、18.22盾和18.34盾。因此，这几年间黄奕住的“日兴行”又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1917年中，欧战已进行了3年，各交战国损失惨重，英、荷等国政府将许多货船征召回国使用。结果，爪哇各地蔗糖及其他土特产一度无法输运出国，当地官、私营仓库蔗糖堆积如山，糖价一度狂跌。一些华商因遭到严重损失而破产。同年6月12日，黄奕住的“日兴行”和黄仲涵的“建源公司”等十多家大糖商在中华商会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共度难关，公司资本为1000万盾，部分向荷兰商业银行贷款。但由于荷兰商业银行代表乘机提出了苛刻条件，华商没有同意，结果公司没能组成。黄奕住和华侨糖商们团结一致，连续举行了13次会议，制订了一些协作措施。黄奕住还曾将在新加坡购置的房地产向黄仲涵押借，解决了一定的周转困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地区由于战争破坏，食品及砂糖奇缺，加上西欧航运恢复，糖价开始回升，甚至一日数千。1919年每100公斤升至28.40盾，1920年更猛增至53.45盾的空前水平。黄奕住的“日兴行”库存的蔗糖不仅畅销一空，而且还利用此大好时机，大量购进和大批输出，获得空前的暴利。其资产增至数千万盾。黄奕住（日兴行）、黄仲涵（建源公司）、郭锦茂（锦茂栈）和张盛隆（昌隆栈）成为爪哇最著名的四大糖商。与此同时，三宝垅华侨糖商为了相互协作，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建源公司、锦茂栈、昌隆栈、瑞远栈、信丰号、合昌号、联成号、隆美号及瑞庆号等10家糖商组织了“华商糖局”，共同促进华商糖业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打破荷兰资本的垄断。据1920年2月4日三宝垅中华商会会议记录记载：“华商糖局”（1918年8月25日成立）综计获利共有30万盾左右，除捐助各埠中华会馆经费及各项办事费、律师费等之支出外，尚存实银19万盾，公决该款作为华商糖局永久基金。　　荷兰殖民政府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不少损失，因此，战后加紧了对其殖民地印尼的人民和广大华侨的剥削压榨。早在大战结束前夕的1917年9月26日，荷印殖民政府即制订了所谓“战时所得税条例”，其中规定凡是从1914年起获利3000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战税”。因此，战后荷印殖民政府又下令华商必须补交1914年至1918年间的战时所得税，以及其他因战争影响而停征的税收。荷印殖民政府此举是妄图一箭双雕，达到掠夺华商合法财产及排斥以至扼杀华侨工商业的目的。1912年，荷印殖民政府即以此为名，要征收糖王黄仲涵的“建源公司”3500万盾的“战税”。黄仲涵被迫避居新加坡，最后客死其地。同样，荷印殖民政府也曾下令要黄奕住的“日兴行”补交各项“战税”1500万盾。事实上，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其他华侨糖商在过去5年间都已照章纳了税。荷印殖民政府的行动是明目张胆地对侨商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当时，荷印殖民政府有政策规定：凡是荷兰国籍民，享有减税的权利。因此，当地政府官员曾以此动员黄奕住加入荷兰国籍，从而可减轻交纳此“战税”。日本驻三宝垅领事也企图乘隙而入，拉拢和分化华商，邀黄奕住加入日本籍，以得到其“保护”。但是，黄奕住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识破荷、日等国企图“恩赐”和笼络的目的，予以蔑视和拒绝。黄奕住从此事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中国政府的孱弱无能，无法保护华侨正当合法权益，广大华侨和华商始终处在寄人篱下的海外孤儿的艰难境地。他意识到荷印殖民政府施行苛刻税率，将来辛苦经营所得，也是尽充外库，徒劳无功，于是决心“业成返国”。当时有的朋友曾对他的返国之举劝说道：“中原多故，不如此间乐。君雄于赀，何地非乐土，为终焉计，不亦善乎？”但他坚定地回答说：“我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安能忍辱受人苛禁，托人宇下，隶人国籍者乎？且我国地大物博，建设易为功，畇畇离甸，宁非乐土？天下事在人为耳。”黄奕住和其子黄钦书、黄浴沂等商量处理了在印尼的产业，将“日兴行”另行注册，改易经理，逐步结束了棉兰、巨港及北加朗岸等地的分行及办事处业务，把三宝垅的不动产业划归其妻蔡缰及女婿许春隆接管后，于1919年4月5日，将其所积资金约合2000万美元汇回祖国，结束了他侨居印尼35年的生活及事业，返回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定居。　　黄奕住在返国前夕，即已考虑今后如何运用其资财为祖国的复兴及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综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活动可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创办银行，扶助发展华侨工商业，振兴祖国实业。　　黄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银行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7年，华侨糖商遇到困难，遭到荷兰银行资本的掣肘和刁难，使他认识到建立华侨银行及本国资本银行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从印尼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即投资入股华侨银行40万元叻币。　　　1919年12月1日，他往菲律宾及日本等地考察时，“闻岷里拉（即现首都马尼拉）华侨多泉（州）人，金融之权操纵于外国银行，损失甚钜”，因此，他和著名菲律宾爱国侨商李清泉及薛敏老等人在中华总商会商议后，决定共同“倡组中兴银行，以挽回权利”。“中兴银行”初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先招股500万元（菲币）。黄奕住认股100万元。该行初创时，实缴资本为200多万元。黄奕住实际占了该行投资的一半，他被推举为该行董事。在他的关心指导及同行们的齐心协力经营下，该银行营业蒸蒸日上。到1933年时，其资本已实增至600万元，资产总额达2470多万元，成为菲律宾最主要的侨营银行之一，对扶助华侨经营工商业及当地经济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黄奕住因“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浮资非夫也”，专程前往上海，拜会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筠（胡笔江）等人，共商“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该行创办之初预定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银行正式成立并营业。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该行向国民政府立案后，“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发行钞票，视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因此，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该行为了取信于民，“特联合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订十足现金准备及准备公开制度，于四银行之外，另设四行准备仓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钞票。”在中南银行举行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史量才、韩君玉等任常务董事。1924年，该行增资至750万元，黄奕住入股500余万元，仍占资本额的3/4。随着银行业务的开展，该行先后在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此外，“国内国外各大都会商埠，均专约代理汇兑收付机关，并代顾主保管国内外发行的各种公债及契据，经理付息取本等事宜。”中南银行成立之后，还积极投资支持国内各项民族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65%的股份）、益中磁电厂、诚孚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50%的股份）、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等，对扶植民族工商业起了一定的作用。黄奕住之子黄浴沂回国后，曾就任中南银行协理，代表黄奕住经营该行业务。黄奕住则息居厦门鼓浪屿。他常到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巡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经理胡筠在一次从香港飞赴重庆时，不幸飞机被敌机追击而遇难身亡，黄浴沂即接任了总经理之职。此外，黄奕住学于1921年8月7日在厦门市创办了“日兴银号”，以与南洋群岛各地通呼吸，沟通厦门与海外华侨的侨汇、融资及促进工、商业等之发展。“其资金之钜，为厦门各银庄之冠”。由于“日兴号”有良好的信誉，东南亚各地华侨曾纷纷把他们的游资汇存该银庄，以备家乡建筑房屋或其他实业之用。如印尼华侨李丕树，即曾一次汇寄30万元大洋，存于该行。　　其二，创办经营社会公用事业，建设家乡。　　黄奕住创建了厦门市自来水公司。　　厦门是一个海岛。广大市民的食用水一向靠天（雨水）、靠地（井水）以及靠水贩们每天用运水船从海澄县九龙江淡水区取来贩卖的“船仔水”。市内小贩们向运水船商买水后再挑到各大街小巷出售给各家各户。本世纪20年代前后，每天贩水量约一万多担。这些食用水都未经消毒过滤，且经过多次转运，极不卫生。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后，经常来往于厦门鼓浪屿渡口，目睹水贩们挑运贩水的情景，深感此问题关系到全岛居民们的生活、健康和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及建设问题之一。因此他决心“创办厦门自来水，以重卫生”。　　　　1920年，他即发起筹办厦门市自来水公司。翌年，他与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经理陈实甫、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叶孚光及几位照办华侨共商筹资兴办事宜。1923年5月，公司经当时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定名为“商办厦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初定资本为100万元，黄奕住先认股40万元。自来水的蓄水池、过滤池、水塔等公司建筑工程于1925年在上海招标，结果，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以92万元中标承建。1926年7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始供水，1927年全部工程完成。蓄水池最高水量为2亿8千万加仑，可供全市20多万居民9个月之用。同年10月28日，该公司召开成立大会，制订章程，规定资本为200万元，黄奕住当选为公司董事。1929年，黄奕住又倡议在鼓浪屿日光岩和鸡冠山分别建造了高低水池两座，并备有大小运水船3艘，拖船1艘，每天将厦门自来水由船运至鼓浪屿抽送池，从而解决了鼓浪屿居民用水之需。这是厦门市（包括鼓浪屿）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居民饮用自来水问题。黄奕住对厦门人民的贡献是值得赞颂的。　　黄奕住承办了厦门电话公司，发展厦门市内外的通讯联系。　　早在1907年12月，厦门市即已开始运用电话，它是由华侨林尔嘉创办的“厦门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公司”装配的，拥有400门磁石式的电话机。鼓浪屿当时是个“公共租界”，日商也办有一个“川北电话公司”，电话业务全操在日本人手中。20年代，随着厦门市政建设开始发展，原有电话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黄奕住深感发展厦门内外通讯联系的重要意义，因此，1921年4月16日，他先以10万元收购了厦门德律风公司后，再增加30万元资本，加以改装及扩建。同时，他还应广大厦、鼓市民“收购日本人电话公司”的倡议和要求，经过多方努力，于1923年以23250元将日商的“川北电话公司”购入自办。黄奕住接办厦门、鼓浪屿电话公司后，锐意改进。他聘请了上海的钱咸昌为总工程师，对原有的话机、电杆线路等进行改换，采用美国卡洛公司的新式机件，最大通话容量可达2500门，同时培训接线员，并给予优厚的工资待遇，因此使电讯接收灵敏迅速畅通，用户也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他还投资铺设了厦门至鼓浪屿海底电话电缆。1924年1月1日，厦、鼓之间也正式通话。1925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漳州市设立“通敏电话公司”，并在海澄、石码、浮宫及南靖县等地设立分线，进一步沟通了厦门与内地的通讯联系。后来，他又曾派钱咸昌总工程师到泉州勘测，筹划泉州、永春等地与厦门的长途电话，后因军阀割据、地霸横行、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黄奕住设立电话公司，始终抱着“以服务桑梓为主旨，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宗旨。1929年，黄奕住独资创办经营的“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正式注册立案，领照营业。资本额增至100万元。　　黄奕住曾筹建漳（州）龙（岩）铁路，并致力于开发闽西矿产资源。　　1905年，厦门至漳州的铁路即已开始兴建，1910年正式通车。当时从厦门至漳州的交通线路是从厦门乘船经三公里半的水路到嵩屿，再乘火车。但当时该铁路只铺轨到江东桥，仅完成28公里，距离漳州还有22公里。黄奕住为了开发闽南及闽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1922年即有续建该铁路并扩展至龙岩地区的打算，并曾约请荷兰工程师樊迪克纳前往视察，后因故中断。1926年3月15日，菲律宾华侨在厦门鼓浪屿开会发起救乡运动。黄奕住在会上“提议续办漳龙铁路至龙岩，以利交通。佥谓敷设铁路为救乡根本要图，即经全体通过”。会上选举了黄奕住、李清泉、胡文虎、李双辉、陈培锟、黄琬、萨福均、郑华、黄钟训、林荣森及薛敏老等11人为筹备委员。不久，召开成立大会，黄奕住被举为筹委会主任，会址即设在其公馆。同年10月12日，获得当时交通部、农商部的批准。原定1927年由交通部派技术人员前来视察勘探及估价，然后由华侨出资主办。但到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广东攻入福建，政局混乱，铁路筹建计划再次夭折。1933年，蔡廷楷领导的19路军进驻福建后，政局较为稳定，又重新研究筹建该铁路问题。6月1日在鼓浪屿设立了漳龙路矿筹备处。黄奕住积极支持，曾聘请德国工程师来进行测量，绘有详细蓝图，为全面勘察施工作好了准备。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准备派地质工程师侯德风、矿业工程师王目伦等来进行测量。不断，筹备工作在紧张进行时，又发生了福建闽变事件，结果全部计划又成泡影。此后抗战爆发，漳龙铁路始终没有建成。　　黄奕住还积极从事厦门、鼓浪屿的房屋及市政建设。　　20年代以前，厦门可说几乎没有很好地建设，市容简陋，房屋大多是矮小的平房。1927年以后，厦门开始进行市政改革和建设，兴建了一批新的楼房，其中华侨投资兴建的占了重要的地位，据调查，福建华侨投资房地产的主要有厦门、泉州、福州晋江县。其中尤以厦门最为突出，占全部投资的90.19%。而厦门市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中，又以印尼华侨为最多，黄奕住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黄奕住组建了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1930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7641550元）的1/3左右。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总计建筑和购置的房屋达160座，面积为41457.70平方米。其中135座出租，18座借用，7座自用。此外，他还投资助建了厦门海滨堤岸及一些街道。原鼓浪屿宾馆即是黄奕住的产业，建筑之大之优美，是屈指可数的。鼓浪屿有一条“日兴街”，也是他捐资修筑的。黄奕住投资房地产业，自有其赢利目的，但他对厦门市容美化，对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及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无疑都起过良好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　　黄奕住不仅是一位爱国的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积极参加华侨社团、热心文教公益福利事业及侨乡各方面建设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　　早在1907年，黄奕住的经营事业有些初步发展时，即积极参加了各项爱国华侨社团活动。1907年3月7日，为了促进侨商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他和三宝垅市著名侨商周炳喜、马厥猷、甘钦福等30余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三宝垅中华商会，这是印尼仅后于巴城、泗水及巴厘陵三市而成立的第四个中华商会。该会的宗旨是“增进华侨商业知识，保护半岛华侨利益，发展本岛华侨商业，促进祖国对爪哇岛的贸易。”从1907年成立第一届董事会起至1913年的第七届董事会，黄奕住都被选为董事。1917年至1920年的几届董事会，他又被选为该会副会长。黄奕住参与该会领导层工作期间，积极参加会务，为祖国及当地侨社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从1907年至他回国为止的十多年间，他积极参加和推动该会对祖国广东、广西、福建、河南、河北、湖南及山东等地的水、旱、地震等灾害进行募捐救济活动，他本人也作了不少的捐献。1909年，三宝垅、巴城和泗水的中华商会本着增强祖国海军力量的愿望，开展了“捐助中国海军”的活动。同年，清政府派了王广圻参赞到三宝垅募集航业银行股资，促进祖国航运业之发展，黄奕住认捐了500股。1910年12月，厦门信用银行代表许纶华到该地招股，以推动厦门的经济发展，黄奕住认股5000元。这一年，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将当地华侨养老院和贫民院解散，不少侨商闻讯后甚为愤慨。中华商会召集了各社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慈善堂”，以救抚年老无靠之贫侨。黄奕住被推举为该堂的财政，负责筹借及管理该堂的一切经费及收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中华商会从1912年2月29日起联合并领导各社团及广大华侨进行了3天的庆祝活动。黄奕住担任了庆祝活动筹委会委员及财政工作。在这3天的庆祝活动中，三宝垅华侨热烈的爱国之情空前高涨。黄奕住也为推翻了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而欢欣鼓舞，爱国热情进一步增强。1912年3月2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派叶国瑞到三宝垅征募军务债票时，黄奕住和其他商会董事都认为此事关系到家乡的改建及救国活动，他认购了5000元。同年10月，三宝垅中华商会经商议后，致电当时的北京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所有我国与外国订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宝垅举办了一个“博览会”。黄奕住和其他董事认为这是一个宣传介绍祖国的好机会，共同出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陈列展览室。在这前后，中华商会的全体董事（包括黄奕住）“鉴于前清政府之举借外债，致损国权，不愿再作外债之举借，因发起国民捐”，以帮助民国成立后的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黄奕住和其他董事分头到各地向侨胞劝募，曾获得巨款，汇返祖国。1915年5月13日，商会董事们获悉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欲和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甚为气愤，曾致电北京政府“勿签对日不平等条约”。1916年，福建省政府曾致函三宝垅中华商会，希望获得当地甘蔗良种及其种植方法。黄奕住是一位多年经营蔗糖业的著名糖商，熟悉情况，因此和诸董事一道，写了详细介绍文字寄回省政府，推广种植，促进福建家乡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祖国政局的种种原因，黄奕住上述种种活动虽未必全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他的一片爱国爱乡之情，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在印尼三宝垅从商期间，黄奕住对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也不遗余力。现代的印尼华侨学校是始于1901年3月17日巴城中华会馆创办的中华学堂，接着三宝垅等各地纷纷效法，亦先后建立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黄奕住是创办者及董事之一。1906年7月15日，爪哇各地中华会馆负责人云集三宝垅开会，决定成立“荷印中华总会”，作为所有侨团和侨校的中心组织。总会会务每年分别由巴城、三宝垅及泗水三市中华会馆轮流主办。1907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一期会务，并决定将中华总会易名为“爪哇学务总会”，专管华侨学校教育事宜。　　　1911年至1915年，三宝垅中华会馆主持了第二期会务。黄奕住担任了“爪哇学务总会”的领导人，并负责财政工作。当时筹备学校教育经费是最重要且非常棘手的工作之一，黄奕住在任期间花了不少心血，且还慷慨解囊，出资协助。1916年3月15日，黄奕住又和著名糖王黄仲涵等共同发起创办第一间华侨中学“华英中学”。黄仲涵担任该校董事会担保人，郭春荣任董事会主席，黄奕住任财政委员之职直到回国为止。“华英中学”的建立，为中爪哇各地华侨子弟升入中学深造、学习中文和英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董事们共同努力，经费较充裕，师资力量较强，几十年来培养了不少华侨子弟人才，始终是爪哇著名华侨中学之一。 　　1920年黄奕住返回祖国以后，对福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亦作了许多捐献。1920年，他即在家乡南安县楼下乡创办了斗南小学。1923年又创建了斗南初级师范学校，为家乡小学培养师资。在他的影响及推动下，南安上都和下都等地激起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潮。斗南学校从创办直至黄奕住逝世为止，所有经费“均由他独资供给，虽匪患频仍，不少波折，仍不忍其停顿”。1912年，他又在鼓浪屿创办了“慈勤女子中学”。他每年不提供经常经费三分之二，直至抗战爆发后厦门沦陷，慈勤女子中学才被迫停办。黄奕住还独资捐建了厦门同文学院一座教学楼，该楼命名为“奕住楼”。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黄奕住捐赠10万元。1927年他又捐赠厦门大学图书设备费国币3万元。为了纪念和表彰他热心教育的义举，1931年6月，在厦门大学的主楼“勤贤”一楼刻下了“黄君奕住，慷慨相助，有益图书，其谊可著”的石碑文，以资纪念。这一碑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里。他还先后对新加坡华侨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倡捐巨资，累数十余万金”。他前后购置3万元图书给厦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等。他之所以如此热心兴办教育及文化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幼失学，为大憾事，今于吾父吾母卯基之乡，吾身数十年经营衣食之地，晚岁游历之区，为青年学子略尽吾情，弥吾阙憾焉。”此外，他还捐资17000多元独修闽南古刹及泉州开元寺著名的东、西塔中的东塔，以保护文化历史古迹。至于泉州顺济桥的修筑及对其他不少慈善福利事业的捐助，不在此一一详列。1921年10月，他捐献3万元助济华北遭受旱灾之灾民。为此，当时中国政府曾赠予“急公好义”的牌匾嘉奖。1922年，福建遭受巨大水灾，他也捐助赈济灾民，福建省政府授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总之，他一生对“四方之慈善事业踵门劝募者，靡弗乐为之应，琐之不胜枚举也。”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等地。广大海外侨胞对此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并纷纷组织各种救国抗日团体，捐助支援祖国抗日事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曾发起献机运动。黄奕住当时正在菲律宾巡视业务，得讯后立即捐赠5万元。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其他捐献。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不断吞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有人曾劝黄奕住加入外国籍，以保全生命及财产，遭到黄奕住坚决拒绝。他表示：“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黄奕住这种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　　在此期间，黄奕住还考虑到上海中南银行及各地分行、厦门日兴银庄存款客户的利益，曾登报启事，通知所有客户：“不论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来领取本息。”以维护客户利益及该行信誉，免遭日寇之劫掠。当“黄日兴银行停业时，存款凡300余万元，一一偿清，不使（客户）受毫发损。”厦门沦陷前夕，他考虑到鼓浪屿地区小，难避敌人及汉奸耳目，决定避居上海。他在上海蛰居期间，看到日寇侵略暴行及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深为痛心。他“每闻时事，即悒悒不乐，谓天下不相中国，降此鞠凶，呼钦书（其子）兄弟，告之曰：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后于人。一入国门，即思竭涓埃之极，乃卒未酬所志”，而引为毕生憾事。1945年6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奕住不幸病逝于上海，终年80岁。　　黄奕住的一生经历和思想言行，在老一辈华侨、归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一位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榨而无以为生的中国农民，被迫出洋谋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心经营，从一位剃头匠、肩挑小贩而成为富有的侨商，从一位自发的具有淳朴乡土观念的中国移民而成为自觉的忧国忧民、热爱祖国及家乡、积极支持资助并直接从事祖国及家乡各项建设事业的爱国华侨领袖、华侨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受到广大华侨及乡亲们的推崇。他毕生“行事既善，声闻以广”。回国后，“迭受政府大绶宝光嘉禾章之褒，厦门总商会、市政府之正、副会长之聘，鼓浪屿工部局补推他为华人董事，并曾被侨务局聘为高等顾问等职。”“盖举国中朝野，咸于府君（黄奕住）敬礼有加焉。”虽然由于历史时代社会等原因，黄奕住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一生始终坚持爱国爱乡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做一名中华民族的儿女而自豪。直到临终之际，他仍谆谆教诲其子孙。要继承其遗志，忠于祖国。这些思想品德是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