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華人文學

印尼華人的文學可分為兩類：印尼文文學與華文文學。前者又稱為印尼土生華人文學，歷史較長，作品量也大，如今已受到國際學朮界的重視。然而，印尼華文文學──又稱印華文學──歷史較淺，作品數量也較少，加上無人深入研究，所以鮮為人知。
　　這兩種文學的產生，與印尼華社的結構息息相關。印尼華社乃由已經同化的不諳華文的土生華人與還操華語或中國方言的移民（新客）華人所組成。土生華人在印尼居住的日子久遠，而新居華人只有一兩代，所以，華社有兩種文學也可以考究。
　　這篇文章旨在分析印尼土生華人文學與印華華文文學的發展概況，論述這兩種文學的獨特性及各種作家的作品，國家政策對于印尼華人文學的重大影響，以及印尼華人文學與印尼民族文學的關系，并且闡述印尼華人文學所面對的問題與前景。
印尼土生華人文學
　　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始于19世紀末期，在20世紀上半葉蓬勃發展，戰后由于印尼民族主義的沖擊，印尼土生華人文學逐漸地變成了印尼民族文學的一個環節。
　　然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土生華人文學并不受人重視。起初，研究它的只有几個土生華人自己，例如梁友蘭與趙雨水，他倆都曾先后寫文章以及專書研討這門課題。后來，土著名作家普﹒阿南達﹒杜爾也撰文討論華人文學與華人馬來語的地位，指出在20世紀前的作品是前印尼文學的一部分，與其他種族的馬來文作品同屬于印尼同化文學。到了70年代，有個英國年輕學人華生寫了一篇學朮文章，指出土生華人文學與印尼土著文學的共同性。旅紐印尼華人郭約翰也完成了一篇博士論文，比較有系統地介紹與分析戰前的土生華人文學。
　　法國女學者葛羅婷﹒沙爾夢也不落人后，發表了不少評述土生華人文學的文章。但是，使人對土生華人文學刮目相看的是她80年代中期出版的巨著《印尼華人馬來語文學》。她前后花了十余年功夫，才完成了這部厚達600頁的專著。這部書比較有系統地將戰前及戰后15年的土生華人的文學作品目錄加以收集、整理和編排。其實，沙爾夢并沒停止書目的編纂工作，她還收集了有關作家的生平事跡。許多作品也附上內容簡介，為研究者提供頗珍貴的資料。
　　根據她的統計，土生華人作家及翻譯家共有806位，他們的作品有2757部，佚名者的作品有248部。所以，總共有3005部。在這三千多部作品里，包括73出劇本，183首馬來長篇敘事詩（俗稱“莎雅爾”），233部西方文學作品翻譯，759部中國作品翻譯以及1398部長篇以及短篇創作小說。沙爾夢認為，土生華人的文學作品的數量，遠遠地超過所謂“正統印尼現代文學”作品。印尼文學專家阿﹒第奧博士（荷文）在他所編的《印尼現代文學》（1969年版）書后的印尼土著作者及其作品一覽，羅列了175名土著作家及他們的400部品，該書的修訂本（1979年版）也羅列了更多的印尼作家及他們的作品：即作家284人，作品770部。
　　遠在荷人東來以前，華人已經在爪哇居住。但是，人數很少。19世紀前，交通的困難及海禁的嚴厲，阻礙了大量移民到荷屬東印度（即印尼）來。移居東印度的華人主要是福建人。一般上，他們沒有攜帶家眷同來，所以，與非回教徒或者名義上的回教徒的當地女人結婚，然后定居下來。這些華人及他們的后裔，后來組成了相當穩定的和統一的社會，俗稱土生華人社會。19世紀前半葉，這社會漸趨自立，因為其間的男女比率逐漸平衡，減少了與當地女人的通婚。新移民形成短暫的小團體，通常都很快地融入在土生華人社會。
　　土生華人出生于荷屬東印度，一般上都具有母系方面的土著血統。他們大多數不會講中國方言或華語，而以當地語言溝通。在爪哇主要城市，尤其是多人居住的北海岸，巴剎馬來語與福建方言成為一個混合語言。19世紀末，這種混合語演變成為巴達維亞（即雅加達）馬來語（或稱低級馬來語），并且成為爪哇土生華人社會的共同語。很自然地，土生華人最早的文學作品，多數是用這種語言寫的。
　　最初出現的土生華人文學作品，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和仿效馬來古典文學的作品。例如，1882年出版的《海瑞》罷官的故事，1883年出版的《三國演義》，1885年出版的《山伯英台》以及1884年問世的《西蒂﹒阿克巴麗的故事》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這時期的作家，都沒有受過正式的西方或者印尼文教育。當時根本還沒有印尼學校，正式的“歐人”（即荷蘭人）學校也還沒有接受華人學生。至于中華學校在20世紀初才創立。所以，能夠真正掌握荷語與馬來語的不多。雖然如此，土生華人社會里出現了頗出色的作家，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李金福（1853－1912）。
　　李金福出生在西爪哇一個漆匠家里。他受過傳統的私塾教育。不過，不久就同荷人教師補習。他從荷人那里學到了荷文，也自修馬來文。李金福的馬來文根底深厚。他在1884年出版的《巴達維亞馬來語》，乃是印尼第一部用馬來文寫的語法書。后來的土生華人作家，有許多都仿效李金福的文筆。
　　李金福起初幫人辦學校，后來搞印刷，也當了馬來報章的撰稿人。從1884到1912年間，他完成了25部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長篇敘事詩《西蒂﹒阿克巴麗的故事》，取材自中國故事的《七粒星》和《梁天來》﹔與威格斯合譯的《基督山恩仇記》﹔以及以新聞故事為題材寫成的小說《報仇》、《壞人集團》和《大老千》等。他在1897年出版的《孔夫子傳》是第一部用馬來文寫的介紹孔子的專書。
　　雖然在19世紀末爪哇已出現了像李金福這樣的土生華人作家，然而，土生華人文學的蓬勃發展是20世紀的事。當時，爪哇掀起了華族民族主義運動的浪潮，印尼土生華人紛紛開始組織社團，開辦學校，學習中文。當時的土生華人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強迫殖民地政府改善華人的生活，消除各種禁令和允許土生華人學童受教育。在這種民族主義的壓力下，荷印政府為土生華人辦學（荷華學校），許多土生華人都將子女送進這些學校。然而，大多數土生華人，由于經濟條件不許可，仍然將子女送到中華會館開辦的中華學校重新學習中國文字。雖然如此，土生華人對于中文的掌握還遠不如馬來文。
戰前土生華人文學
　　土生華人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助長了印尼土生華人報業的發展，也間接推動土生華人文學的成長。印尼土生華人紛紛辦自己的馬來文報紙。例如，蘇加武眉的《理報》（1901年），雅城的《商報》（1903年），泗水的《泗水日報》（1902年），都可說是這個運動的產物。土生華人作家，大部分皆與這些馬來報章有關。他們都是報人出身。
　　20世紀初，土生華人文學開始創作。前面提過的李金福，在這時期也撰寫以新聞故事為題材的小說。這時期的土生華人文學作品，已經逐漸脫離神話的色彩，同時再也不停留在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階段上。根據梁友蘭的研究，土生華人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創作是1903年吳炳亮寫的《羅宏貴》以及同年張振文撰寫的《黃生的故事》。
　　吳炳亮是新聞工作者，他寫的《羅宏貴》取材自當地的新聞故事。小說描寫一個有錢有勢的財主，為了奪取良家閨女為妾，不惜干下傷天害理的事，后來秘密被人揭穿，最終飲彈自盡。張振文的《黃生的故事》寫的是一個發了橫財的商人，不愿失婚的女兒再嫁給當地土著長官，致使女兒與該官員私奔的故事，情節曲折動人，里頭有文化的沖突，也有感人的親情的描寫，最后的結局叫人意料不到。
　　上面這兩部小說，一部僅有88頁，另一部有100余頁的篇幅。此后，土生華人作家的作品也源源問世。比較有名的作品包括陳文金的《顏燕娘》（1914年）和侯善良（原名朱茂山）的《被阻撓的緣份》（1917年）。張振文于1918年出版的《土女蘇米拉》也膾炙人口。
　　土生華人的文學作品，在20年代逐漸趨向成熟的階段，在題材與形式方面也比較多樣化。除了長篇及中篇小說外，短篇小說與劇本也出現了。作品的內容包括社會倫理、種族關系和男女私情。小說的背景不局限在印尼。此外，偵探小說與武俠小說也大行其道。這些偵探小說，有譯自西洋小說的，也有譯自中國小說的，但是，武俠小說全部是譯自中國小說。
　　在20年代及30年代的作家群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郭德懷、史立筆、林慶和與包求安。像早期的作家一樣，報人出身的占大多數。郭德懷是作家兼報人。他所辦的《鳥瞰》雜志曾轟動一時。后來他對宗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寫了大量的宗教讀物，并在30年代創立了“三教會”。郭氏的作品異常丰富，有小說、劇本、雜文、時事評論和哲學文章，其中，他的小說和劇本尤其受人歡迎。郭氏的名著《花江的玫瑰》是一部感人的作品，初版于1928年，曾多次搬上銀幕。它描述一個西爪哇膠園里的華族青年管理人胡艾清以及中印混血女郎瓦爾茜蒂的愛情故事，情節曲折，人物有點神秘，要到結尾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技巧上，這部作品要比早期的小說來得高超。郭氏的劇本《“公益”的犧牲品》出版于1926年，也曾多次搬上舞台。在這個劇本中，郭氏塑造了當時中華會館領導人的腐敗無能的形象，曾引起土生華人社會的關注。可是，郭氏的代表作是《迪辜爾的故事》，在1928年開始連載，1931年登完，1938年才出單行本，共718頁，是印尼戰前最長的小說，內容也最丰富，它描寫在1926年印共政變后，被流放到西伊里安“迪辜爾”的各種人物的故事，勾勒印尼人生百態。
　　林慶和（筆名羅曼諾）也是記者出身，1929年開始寫小說，代表作是1934年出版的《奮斗》。這部小說描繪了胸懷大志的華族青年，離開人口稠密的爪哇島，前往荷屬婆羅洲（即今日的加里曼丹）開荒的事跡。其中穿插了纏綿曲折的男女戀情，最后以喜劇收場。這部小說有點烏托邦的色彩，多少代表了當時一部分華人到外島拓殖的心聲。
　　史立筆曾經經商，也當過編輯，從20年代起寫小說。他比較出名的作品是《出家當和尚》，出版于1934年。同上面提到兩個作家有別，史氏的這部小說，是以印尼及中國為背景。它敘述一個赴上海求學的華僑學生，迷戀歌女，返印尼后還念念不忘那段情，結果拋棄父妻，再度北上，故事是以悲劇收場：妻子自盡，父親破產，戀人病死，他自己看破紅塵，削發為僧。
　　包求安也當過記者，由于是基督徒，其作品不免存有宗教色彩。他比較出色的小說包括《懦弱的人》（1929年）和《啊，女人！》（1937年）。
　　在戰前，特別是20年代及30年代，土生華人作家作品丰富，報章雜志也如雨后春筍，這些報章雜志，是土生華人作家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
戰后的土生華人文學
　　土生華人作家在戰后初期也繼續有作品問世，但作品的分量卻不比戰前多，主要作品的形式是短篇小說、翻譯作品和武俠小說。長篇以及中篇小說的數量大大地減少，主要的發表園地還是土生華人報章雜志。雅城的《明星周刊》和《五彩月刊》是當時銷路比較多的雜志，但是，已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卻寥寥可數。我所知道的50年代僅是陳建安與許平和合著的短篇小說集《相遇》（1950年）。
　　應該指出的是，戰后的印尼獨立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印尼終于獲得獨立，成立了共和國。許多華裔（土生華人）不但選擇了印尼國籍，也受了正統的印尼文教育，所以，他們的印尼文同土著沒有差異。這些新一代的土生華人，在50年代年紀尚小，沒有參加印尼作家的隊伍，只有到了60年代中期，他們才開始活躍于文壇，較為人知的包括親印共的詩人鐘本尼與自由主義派的文藝評論家史福仁（即史立筆的長子）。不過，這些為數不多的年輕土生華人作家已經與印尼文學界認同。他們的作品逐漸成為印尼民族文學的組成部分。老一輩的土生華人作家，在60年代已經封筆了。一些懂雙語的華人（許多曾在華校念過書，后來轉入印尼學校），也從事翻譯中國小說的工作。中國作品的印尼文版如《魯迅小說選》及曹禺的《雷雨》都在這個時候問世。
　　1965年9月30日傳印共政變，導致了印共的瓦解，蘇卡諾隨著倒台，軍人終于掌權。親共作家（包括親共的土生華人作家）被鎮壓。土生華人報章也遭到了被封閉的厄運。華校被下令關門。這個“九卅政變”也象征了土生華人文學的結束，因為當權者不允許以華人為主的報章雜志出版。然而，土生華人作家及其作品并沒有消失，可是其形式與內容從此更加印尼化，連作家的名字也改成印尼名。唯一例外的是印尼文武俠小說。這種文體，在九卅政變后還繼續存在。雖然內容依舊，可是，在語言方面已經更加當地化。小說的書名也不再用閩南話音譯。
　　在這些翻譯武俠小說的寫作人中，出名的有50年代末期就開始動筆的顏國梁，后起之秀曾熒球和“印尼武俠小說之王”許平和（印尼名為阿斯馬拉曼﹒蘇果瓦帝）。許氏早年寫短篇小說，后來才專心寫他的“功夫小說”。嚴格說來，許氏不是翻譯港台的武俠小說。他是受荷文教育的，沒有中文根底，可是，他對中國武俠小說的故事情節了如指掌。他熟讀印尼文版的武俠小說，也看了不少武俠片，然后重新消化，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于是寫成了相當獨特的印尼文武俠小說。由于他的印尼文根底頗深，所以，他的作品相當印尼化。許氏在“九卅政變”后改名為“阿斯瑪拉曼﹒蘇果瓦帝”，發表作品時也用“阿斯瑪拉曼﹒許平和”，所寫的小說有時以中國與爪哇為背景，深受印尼土著讀者歡迎。
　　“九卅政變”之后出現了不少已經土化的土生華人作家。前面提過的史福仁改名為阿利夫﹒布迪曼，寫了許多文藝評論，另外還有阿卜杜﹒哈迪（原姓安，中文名不詳）。他是記者兼詩人，詩作丰富，也得過東南亞寫作獎。此外，土生華人出現了兩名醫學院出身的女作家：瑪爾卡﹒德（原名蔡良珠）和美拉﹒威（原姓黃，芳名不詳）。
　　瑪爾卡﹒德是印尼近代通俗小說的開拓先驅，對大學生活很熟悉，作品以青年或校園生活為背景。她的成名作《卡米拉》是寫醫科大學女生的戀情，感人肺腑。此書到1979年為止已有九版，也被搬上銀幕。她的另一本小說《風暴必將過去》也已被拍成電影，到1979年已經七版。這部小說所描寫的，也是男女青年的熱戀。可是，她比較有思想性的小說要算是《心的回響》。它敘述“九卅政變”前后的學生生活，以土生華人學生的經歷為主干，企圖勾勒印尼時代的一面。可是，該作品還是以青年男女的愛情為本位。
　　瑪爾卡﹒德是多產作家，至今寫了30余部長篇小說。美拉﹒威的作品更多──至今已出版了50部。她也是醫學院的畢業生，但是，出道比瑪爾卡略遲，成名作是《愛情在此處頭次開花》和《閃耀金光的黃昏》，這兩部都已搬上銀幕。美拉最引人注意的作品應該是《絲絲心底的暗處》（1983年）。這是一部以女性同性戀為主題的小說，具有爭議性。
　　另外一個通俗小說家是位男士，名叫巴蘇基﹒蘇查米戈（原名林福良）。他是雜志編輯，在70年代出過兩部長篇小說，即《親愛的黃玫瑰》和《西達夫人》，后來寫了一部以華族青年參加印尼獨立戰爭的長篇小說，曾在泗水一家日報連載，可惜還沒有單行本出版。巴蘇基已于1990年去世。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鄭英義，他出了至少五本短篇小說集，由日惹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并不受人注意。
　　應該強調，這些通俗小說，主人翁大部分是在城市生活的印尼居民，描寫的事物也不局限在土生華人。他們的讀者群也不限于華人社會。有人說，這是道地的同化文學。土生華人作家在“九州政變”后的成就，主要是在通俗小說、詩歌和文藝評論三方面。作家的人數比戰前少，但是作品的質量未必比戰前遜色。
印尼華文文學
　　土生華人的文學活動，始于華族民族運動前，但是其迅速發展是在華族運動之后。不過，移民華人的文學活動，則始于華族民族運動興起之后。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移民到印尼──尤其是爪哇島──較遲。譬如說，當雅城中華會館于1900年成立時，竟無人能將其印尼文（應說是馬來文）章程譯成華文。
　　在20時期初期，印尼已有華文報出版，然而都屬小報，報齡短，銷量也不大，如今又已失傳，所以，無從考查。印尼最大的華文報《新報》是在1921年才創辦的。《天聲日報》也于銷后問世。這些大報的出現，對于文藝工作者的培育，可說建立了汗馬功勞。印華資深作家阿五（李偉康）就曾在戰前《新報》發表短篇小說。但是，由于戰前資料不易得，如今還未有人研究。因此，我們知道的也非常貧乏。我們只曉得有個名叫鄭吐飛的寫作人，在1929年于上海出版取名為《椰子集》的短篇小說集。此外，我們也知道一些中國南來作家如郁達夫、巴人（即王任叔）與胡愈之等曾來印尼避難。據說這些作家在當地培育了不少青年作家及編輯人才。
　　戰后的印華文學時間不太久遠，資料較易收集，但是真正深入探討這個時期的論文或書籍仍如麟角鳳毛。我手頭上有的僅有三篇﹔即□青寫的《艱苦中成長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學》（1989年），潘亞暾的《印度尼西亞華文文學及其他》（1993年）與嚴唯真的《印華新詩行程簡述》（1998年）。至于有關當代印華寫作人的作品評論集，目前只有東瑞編寫的《流金季節──印華文學之旅》（2000年）一書。
　　有人說，印尼華文文學（簡稱印華文學）還在起步的階段。但印華文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開始蓬勃起來。在當地工作或出生的中國僑民，發表不少文學作品。印華作家，大都來自教育界或報界，出身商界的極少。戰后初期到50年代末期的作品，都是屬于“僑民文學”。雖然作品中有歌□當地事物者，但是，很明顯地，作者是以中國為本位。當時的印尼華文作家分為左右兩派，左傾作家人數較多，作品的數量也較為可觀。
　　在這些左傾寫作人中，最出色的有黃東平，嚴唯真（秀農），犁青及沙里洪等。